近日來，因遭遇媒體曝光——“高考總分561分將被分清華大學降低60分錄取”，“美少女作家”蔣方舟陷入了輿論漩渦之中。針對此事，贊同者有之，但反對者更多。面對洶涌而至的交口質疑聲，她不得不逃離媒體視線以自保，并在博客上發文“示弱”稱，自己沒有被破格錄取，“按目前的進程，我沒有被任何一所大學錄取，恭喜和責罵都太早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該事件尚不明朗的當口，另一則“高考招生奇聞”又悄然浮出了水面。湖北考生張孟蘇今年高考總分僅有445分(文科)，這個分數在國內至多讀個獨立學院，但她因為一個不經意的動作而獲得了寶貴的機會，新加坡一所大學在一次面試之后就預錄了她，并給了她20萬元的獎學金。（7月13日《楚天都市報》）

　　據報道可知，所謂張孟蘇“不經意的動作”，具體是指：此前，張孟蘇曾到武漢大學參加一場招生咨詢會，適時天下暴雨，西南大學的一位女老師在拆雨篷，因為個子矮顯得分外吃力，張孟蘇見狀就走過去幫忙。這原本不過是干了一件舉手之勞、助人為樂的小事，卻誠如她所言起到了“傳奇”一般的效果，被一旁來自新加坡的老師觀察到了，不期而至的升學機會隨之叩門而來。

　　同蔣方舟相比，張孟蘇似乎要更加“幸運”。一則她的分數更低，事實上高考達到445分者，全國考生比比皆是。二則她所能仰賴的東西也更少，既非具備公眾效應的作家或神童名號，也非證明資質的報紙專欄或著作，只不過是做了一個或許可用“微不足道”加以修飾的小小助人舉動，因此卻不僅圓了大學夢，更躋身于多少高分考生都無法企及的國外大學，并且還有著獎學金作保障，免去了出國求學的繁重經濟之虞。一個成績平常的學生加上一個平常的助人舉動，借助一個異常偶然的機會，最終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結果，在此意義上我們儼然不得不承認，那個樂于助人的孩子的確很幸運。

　　然而，假如我們僅視之為“助人為樂的幸運兒”事件，甚或借機樹立德育的功利樣板，宣揚一番“先學做人再學知識”的理念，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筆者對此可以理解，卻無法茍同。竊以為，張孟蘇不可不謂不幸運，其個人品質良莠與否也不可不謂很重要，但使其品質修養具備功利效用，并最終成就其幸運的，恐怕卻不是其個體要素，而是關乎著新加坡高校招生錄取的制度性層面。

　　果我們對新加坡奉行已久“多元取向的大學錄取制度”略有了解的話，便不難發現，張孟蘇看似被“幸運”地錄取，其實合乎著某種體制的必然。歸納起來，新加坡“多元取向的大學錄取制度”包括了五個方面。一是考試內容選擇的自主性。二是考試分數核算的靈活性。三是考試時間的變通性。四是考試組織形式的多樣化。五是摒棄分數的單線條評價，實現考試評價標準的綜合化。概言之，高校擁有完備的自主招生權，并全面圍繞著考生個體因素展開招生工作。張孟蘇生活場景中的那次不經意助人舉動以及隨后參加的簡單面試，事實上已算出色地完成了相關學校的入學資格考試。如果一定要說她是“幸運兒”的話，我們只能說，這根源于是體制之幸。

　　而據此，我們不妨再來反觀蔣方舟事件。很多論者堅持認為，清華若破格錄取她將有違高考招生的公平原則，但我們是否想過，一個死板地唯分數是舉、百般弊病呈現已是“太陽底下事情”（陳丹青語）的本國應試教育體制，即使我們今天仍得過且過地遵循著，滿足于形式層面的公平幻覺，其自身究竟又能支撐多少公平呢？予以變革之，固然存在考生之間權利失衡的操作性風險，但若不變革，無疑是預先剝奪了所有考生的公平權利。也許，針對蔣方舟們獲得體制之外的幸運權利，我們應該做的，不該是一腔口水或一番棒喝，而應是促使其幸運權利走向公平意義的可復制性，制度化語境的普遍適用性，推動本國招錄工作盡快走向業已滯后良多的“多元取向”路線，讓每一個孩子都能成為分數魔咒之外的蔣方舟，甚或是比其更幸運的張孟蘇——很令人遺憾的一點是，照現狀來看，成就其幸運的只能是遠道而來新加坡高校，而非近在咫尺，比如作為其微小幫助直接受惠者的西南大學。

　　眾所周知，改革應試教育體制，呼聲由來已久卻阻力重重。高校作為夾心層，對上要遵循其應試性的政策，對下則要面對公眾的怨聲載道，甚至是頂著來自各方的壓力真要動手改革了，卻又不得不困惑于長久應試教育模式下淤積頗深的社會思維定勢，承受著無端的指責或詬病。就全國范圍來看，即使是擁有清華大學那樣有限的自主招生權利（即少數破格錄取）者，亦是為數不多，而面對非議敢于積極行使者則少之更少。一個不言自明的事實是，不管官方或是民間，若不全面賦予并積極維護高校自主招生的權利，跨過對高等教育從稀缺性資源向國民基本權利定位轉變的心門，那么，呼吁改革應試教育體制無非就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話。讓蔣方舟上清華大學天塌不下來，給高校自主招生權利天更塌不下來，這或許正是新加坡高校以錄取張孟蘇給我們生動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