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南方周末》，刊登了一位安徽在校高三學生寫的文章《我被中國教育逼瘋了》，文中他這樣寫道——父親說：“考不上一本你就去死，早點死，你死了老子不會掉一滴淚……”我想過自殺，但我不甘心被中國教育折磨死。我恨父親，但沒有真正恨過，我更恨中國教育，是中國的教育讓所有親人只用分數衡量人。這篇文章，旋即引來廣泛關注。

　　如果我沒有記錯，“考不上一本你就去死”，早在四年前就已經發生在考生身上，2005年，就是在安徽，高考成績揭曉后，有兩名考生痛苦地選擇了自殺。而且，這兩名考生分別達到了當地二本和二專分數線。如果這兩個考生留下遺言，我想，標題應該是《我被中國教育逼死了》。事實上，不僅在升學的關頭，就在平時考試之后，因為“分數”釀出慘禍的新聞，每年都在發生。

　　對于教育，很多人已經表達了意見。無非是“分分分學生的命根”，老師、家長、社會都用分數的尺子衡量學生。這種教育局面，其實已延續20多年，早在1987年，當時的國家教委就深刻地感受到應試教育的嚴重問題，提出了“素質教育”的概念，并列入了國家的文件，可是，過去20年，轟轟烈烈的應試教育，成為所有學校、所有家庭占據主導地位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

　　但我不想把問題，歸到教師和家長身上。我所接觸的中小學老師以及學生家長，都一邊痛斥應試教育，一邊制造應試教育。他們知道這樣的教育，對孩子的個性、人格是摧殘，可是，現實卻告訴他們，這樣的“摧殘”才是對孩子的“愛”。這是怎樣的現實呢？

　　就拿“考不上一本你就去死”來說吧。“一本”為何成為農村老農對子女求學提出的“生死底線”？原因很簡單，考上一本，才意味著這個農家多年對孩子的付出，可能有所回報。這直接包含這兩層意思：其一，農村對孩子求學的付出過于高昂，按全國的平均數據統計，農村孩子上大學，按全國的平均數據統計，農村孩子上大學，學習生活費用支出（學費最低標準5000元/年，住宿費1000元/年，生活費4000元/年）占農村居民人均收入（2007年數據為4140元）的240%左右，也就是說，三口之家，兩個大人一年的收入不吃不喝只能供一個孩子的學習生活費用；其二，社會以學歷為標準選擇人才的制度，以及各類學校畢業生就業的現實告訴農村家長，孩子只有考上一本，才在沒有人際關系背景下，有可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改變人生命運，而考上二本、專科，找到好工作的期望十分渺茫。換句話說，以前是考上大學“跳農門”，現在是“至少考上一本跳農門”。

　　過高的教育投入、對教育回報的迷茫，這幾乎是當前農村送子上學家庭的普遍心態，其中的焦慮可想而知。在這種焦慮環境下，供孩子上學的家庭，必然“逼迫”孩子考上好大學，否則，結果就是“家庭致貧”，孩子也“沒出息”；而另外一些家庭，則早早決策放棄讓孩子上學，在一些地方，新的讀書無用論已經抬頭，初中輟學現象回潮——不少家庭認為孩子已經識字，又有了能力，與其繼續花錢上學今后找不到工作（或者也是從事差不多的工作），還不如早些去打工掙錢。

　　當教育與人生命運的轉變聯系在一起時，所有教育的理念和思想，都將服從于“改變命運”這一主題。而當以損害學生個性、人格作為改變命運的代價時，本應促使人人格健康發展的教育本身，已經“瘋狂”。

　　所以，讓教育不把人“逼瘋”，首先要讓教育自己“不瘋”，而逼瘋教育的是什么呢？生來不平等的戶籍制度、生來不平等的教育權利、生來不平等的社會福利保障、嚴重的社會等級觀念、社會潛規則、過大的行業收入差距、勞動的尊卑價值，等等。在任何國家，都有大學升學制度，都有圍繞大學名額的激烈競爭，但為何大學升學的競爭，沒有演變為反教育的競技教育，關鍵在于教育在平等的教育權利、平等的社會福利保障、健全法制的平臺上運行，教育可以讓每個人按自己的個性和興趣發展，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才，卻不承擔改變人“戶口”、“福利”、“地位”這些教育之外的功能，這些“功能”讓教育，異化為利益與權力。所有的教育亂像，由此而派生。

　　在教育中長期規劃中，能否打破戶籍制度，實行全國統一的學籍管理，保障每個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權；能否建立全國基本統一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讓每個公民有平等的福利；能否縮小行業間巨大的收入待遇差距，等等，這些“外圍”的改革，關系到教育能否回歸本原。如果教育無法回歸本原，讓教育“以人為本”，只可能是緣木求魚——教育即便沒有了分數的命根，還有其他的命根，自主招生改革試點中出現的變異，就是活生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