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資料：奇文共賞錢理群致余杰的一封信

　　錢理群教授是我十分欣賞和敬重的一位知識分子，有著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優良品德，治學嚴謹，為人真誠，富有很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余杰：

　　你好！最近，讀了你同時發表在好幾個地方的《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什么，我們承提什么？》，有些不同的意見，或者說有些不安。那天我已當面說了這個意思，因為旁邊有人，不便詳說。后又想，口說可能講不清楚，還是用筆寫吧，于是就有了這封信。

　　我能夠理解你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弱點的不滿與批判，實際上我自己近年來也一直在作這方面的反省，而且這樣的反省與批判還應該繼續下去。但任何合理性往前多跨一步，就有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問題。在我看來，你的文章中的某些觀點，就存在著這樣的危險。這就是我感到不安，并急于與你討論的原因。我想分幾點來說。

　　第一，你在文章點引用了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與哈維爾的話，強調“在整體性的罪惡中，知識分子罪不可赦”。這使我想起最近也有人在強調紅衛兵、知青都應該進行自我“懺悔”，這好像已經形成了一種輿論，而且乍一看也似乎有理，是對前一時期的一些知青、紅衛兵的自我吹噓，以及一些知識分子缺乏自省精神的一種反駁。但是，我們卻沒有必要為了批評一種傾向就非得走向另一個極端。有一個基本的事實，或者說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的我們的特殊“語境”是不可忽視的：在雅斯貝爾的德國，對法西斯的極權主義的體制是進行了徹底的清算的，有關的罪犯受到了法律的懲罰；而哈維爾的司番話，如你在文章中所說，是發表在“‘天鵝絨革命’成功以后”；而我們這里，是連基本的罪責都沒有、也不許分清，更不用說法律的追究與體制的清算了。正因為如此，當有人號召進行“全民懺悔”時，我的導師王瑤先生曾十分激動地質問：“應該對罪惡的歷史負責的還沒有承擔罪責，為什么要我們懺悔？”他當然不是拒絕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