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訪問了尼日利亞，他們告訴我想在2020年以前建成20所世界一流大學，而斯里蘭卡也宣稱增加高等教育預算，希望擁有至少一所世界一流大學。”昨天在滬舉行的第四屆世界一流大學國際研討會上，世界銀行高等教育負責人薩米博士諫言，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在建設研究型大學過程中，不要患上“世界一流大學流行病”，為了世界排名與國家聲譽而盲目追高。

　　“金錢”無高可比性

　　“世界一流大學（World-ClassUniversities）”沒有統一定義，衡量的標準很多，如包括社會捐贈在內的辦學資金，以及生均經費等。例如美國將國內生產總值的3.3%投入高等教育，相當于平均每個學生可獲5.4萬美元投入，其中1/3是公共財政投入，2/3則來自社會及私人投入。哈佛大學所獲捐贈遙遙領先于英美名校，年度款項達250多億美元；而平均到每個學生可獲的捐贈額，普林斯頓大學則高于其它學校，達160多萬美元之多。

　　相對來說，國內大學沒有如此多的社會資金來源，由于辦學規模龐大，也沒有很高的生均經費。如一所“985”名校（更多上海高校），來自社會渠道的資金約為1.2億美元，生均經費僅1.63萬美元左右，與世界一流名校的差距不在一個數量級上。因此專家認為，若從“金錢”的角度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教育投入的可比性并不高，至少在短期內是這樣。

　　國際性是一大維度

　　作為教育經濟學家，薩米博士認為，世界一流大學應具備三組互為補充、缺一不可的因素群：人才匯聚、資源豐富與管理規范。比如，深謀遠慮的領導力、適當治理及有效管理，可使大學獲取額外資源更為容易，同時也支持了一流師資建設，并能吸引優秀學生，“這是一種良性循環”。

　　馬來亞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均有百年歷史，它們其實是一脈兩傳、花開二支的兩所高等學府，但兩者的命運非常不同。在如今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上，新加坡國立大學在前50強之列，而馬來亞大學的排名在200位開外。據對比研究，新加坡國立大學43%的生源來自海外，擁有眾多外籍教授；而馬來亞大學基本都是本土學生，海外生比例不足5%，外籍教授也極少。

　　世界上一些頂尖院校，國際學生、國際師資的維度水平均較高。薩米舉例說，哈佛大學與劍橋大學的國際學生占比分別達19%、18%；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加州理工學院、蘇黎世理工學院的國際師資占比，分別達30%、36%、37%、60%。他認為，世界一流大學就如巴塞羅那足球隊這樣的頂級足球俱樂部，擁有高比例的國際球員、高水平的國際教練，才會越來越一流。

　　“小”也是美，“特”更是美

　　百余年前，北大西洋兩岸出現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如今亞太地區成為爭創世界一流大學的熱土。臺灣地區財團法人高教評鑒中心基金會研發處處長侯詠琪博士團隊對中國大陸“985工程”、日本 “21世紀卓越研究中心計劃”、韓國“21世紀智慧韓國工程”，以及臺灣地區“邁向頂尖大學計劃”進行了比較研究，發現這類高等教育發展政策均以巨額投入和重點建設為特點，但她也指出，如何保證這些政策的可持續發展，如何提升這些大學的國際競爭力，仍是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必須考慮的問題。

　　此次由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主辦的研討會吸引了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160余名代表，95%為海外專家。在他們眼中，貴的大學未必是好大學，大的大學也未必是好大學。對于 “世界一流大學流行病”的健康處方是：“小”也是美，并且要敢于與眾不同，因為“特”更是美。同樣重要的是，允許辦學者有一個長期建設過程，世界一流大學絕不是短期內可以達成的。

上海高考網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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