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尷尬”的民辦高校

　　法人屬性的模糊，及隨之而來的稅費、回報困境，令民間資本在教育領域進退兩難。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張璐晶 |兩會現場報道

　　有過曾經的輝煌，卻長時間地陷入低迷，從生源減少、教師流失到辦學質量下降，這一系列磕絆背后，民辦高校有著怎樣的難言之隱？

　　西安一所民辦高校，去年的招生計劃超過1000人，可到9月6日新生報到結束，才招到了12個學生。招生負責人表示，由于該校剛剛成立，與其他已經打了大半年招生廣告的學校“不在一個起跑線上”。

　　面對“白熱化”的招生壓力，許多民辦高校都給教師下了“招生硬指標”。不僅教師要負責發傳單招生，還要為能提供生源的高中老師給予“一定的回報”。而北京某民辦高校畢業生王麗坤(化名)告訴記者，“學費堪比北大、清華，但畢業后還不如民工好就業”的現狀，在她身邊的同學中非常多見。

　　學生的不滿只是一個方面。據調查，按照目前標準計算，浙江、云南等省民辦高校教師退休后的工資收入只相當于公辦高校同類人員的1/3～1/2。而在職稱評定上，絕大多數民辦高校只有“助教”的評定權，“講師”以上職稱評定權由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嚴格控制，民辦高校教師職業發展受到限制。

　　學生、老師均不滿意，要想根本解決民辦高等教育的“尷尬”局面到底該從何入手？

　　為民辦高等教育“正名”

　　作為國內知名大學的校長，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鐘秉林近年來一直關心著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由他主持的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委托課題“民辦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正在進行當中。今年他在兩會的提案之一是“關于促進民辦高等教育發展”。

　　鐘秉林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民辦高等教育已經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公辦高等教育的一個補充”。

　　據統計，截至2009年6月19日，全國共有具備頒發學歷文憑資格的民辦高校334所，占全國普通高校總數的14.76%。2008年，全國民辦高校共有本、專科在校生401.3萬人，占全國普通高校本、專科在校生總數的19.85%。

　　從全國發展看，民辦高等教育在浙江、陜西、廣東等地，所占份額較大，在地方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尤為顯著。

　　鐘秉林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民辦高等學校從招生、學科建設到教師待遇，甚至到用水、用電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民辦高等學校的“法人地位屬性問題”。

　　據鐘秉林介紹，目前大部分民辦高等學校在民政部門注冊的法人地位是“民辦非企業”。這個尷尬的局面就好比“知道我們不是什么，但是不知道我們是什么”。

　　“既然不是企業，那么是社會團體，還是事業單位？由于法人地位不明確，造成了民辦高校教師和學生受到多方面不同程度的‘歧視’，比如許多民辦高校教師的養老保險都是按企業繳納，另外對學校的稅收也沒有優惠和減免。”鐘秉林說，許多民辦學校為減少開支，所繳納的社保都是以教師的基本工資作為繳納基數，而這些學校基本工資的設定又往往偏低。

　　根據1986年4月12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我國的法人機構包括企業法人、機關法人、事業單位法人和社會團體法人。但是民辦學校“民辦非企業”的身份成為“第五類”法人。

　　于是在稅收上，許多地方將民辦學校按照“企業”法人對待，公辦非學歷教育要交3.3%的營業稅；而民辦非學歷教育，不僅要交營業稅，還要交納17%的企業所得稅。在民辦學歷教育上，很多民辦學校被當地稅務部門課以33%的企業所得稅。既然法律規定民辦教育是公益性事業，為什么要收稅？既然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為什么要按照企業收稅？

　　“我建議，將民辦高校的法人屬性定性為‘民辦事業單位’，只有消除對民辦高校的偏見，才能依法落實其應享受的平等政策待遇。”鐘秉林說。

　　模糊的“合理回報”

　　拿多少算是“合理回報”？對于民辦高校的投資人來說，這也是一個困擾已久的問題。

　　2002年12月《民辦教育促進法》頒布實施，從法律的角度確定了民辦高等教育的地位。此后頒布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細則》，從操作性角度進一步細化了有關規定。

　　《民辦教育促進法》明確規定，“民辦教育事業屬于公益性事業”。但在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特定階段，為了吸引社會資本投資教育，現階段還不能完全排斥取得合理回報，因此《民辦教育促進法》同時規定，“民辦學校在扣除辦學成本、預留發展基金以及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費用后，出資人可以從辦學結余中取得合理回報”。

　　正是這句“合理回報”引發了教育投資者們的無限遐想。因為現有法規中對取得回報的比例、程序等都尚不明確。

　　四川師大教師教育學院院長游永恒認為，投資者有私利性，政府應對民辦高校進行指導。“中國的企業家涉足教育很多是抱著‘投資’的心態，而不是為了教育的本身，或者有些是慈善心態，不求回報。”游永恒說。

　　據鐘秉林介紹，導致民辦高校“合理回報”難實現的最為主要的原因是民辦高校適用的會計制度不統一，教育成本核算困難，難以確定合理回報的辦學結余基數及比例。

　　以會計制度為例，根據《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第二條規定：“適用本制度的民間非營利組織應當同時具備以下特征，一是該組織不以營利為宗旨和目的；二是資源提供者向該組織投入資源不取得經濟回報；三是資源提供者不享有該組織的所有權。”顯然，要求取得合理回報的民辦學校就不能使用本制度。那么，到底是適用事業單位會計制度，還是企業會計制度？沒有依據可查。

　　鐘秉林表示，要達到“依法管理”的目的，必須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會計制度和資產管理制度。將民辦高校劃分為“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或投資者“收取回報”和“不收取回報”)兩種類型，對不同類型的民辦高校采取不同的政策，嚴格實行分類管理。

　　在分類管理的基礎上，民辦高等教育的“合理回報”是學校辦學過程中每年扣除學生直接培養成本，再留足發展資金，剩下結余中拿出一部分比例，比如10%。“只有確定了法人屬性、明確了適用會計制度后，才不會算成一筆糊涂賬。”鐘秉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