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內各高校公布的圖書館借閱數據，《解憂雜貨店》《盜墓筆記》《三體》等流行讀物最受大學生青睞。除此之外，借閱率較高的圖書都是各專業的必讀書。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名校，其閱讀傾向與普通高校也幾乎沒有差別。

　　當然，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是國內高校沒有普遍設立必修的文學人文公共課。在沒有學分壓力下，學生自然傾向于閱讀娛樂化的輕松的書。對許多大學生而言，閱讀不過是調劑枯燥的專業學習的一種方式。但是，在一生精力最為充沛、時間最為充裕、閱讀條件最好的時候，把時間和精力全花在娛樂化的作品上，實在是巨大的浪費和遺憾。

　　世間的書有兩種：一時之書和永久之書。前者流行一時，但轉瞬即逝，閱讀體驗也許很好，但不會令人反復閱讀；而后者經歷了歲月的洗禮和歷史的嚴酷篩選，在時間之河的沖刷下日益綻放璀璨的光芒，不論何時讀、讀多少次都會給人以啟迪和教益。時間有限，既然讀書，就要讀第一流的永久之書，用經典構筑自己的精神大廈。經典的特點就在于主題的深刻、思辨的高度和敏銳的洞見，反復閱讀經典會令人思維敏銳、視野寬廣、情操高尚，對于人格的完善、志趣的培養，是普通讀物難以比肩的。

　　曾國藩曾說，讀書要把快與慢結合起來，流行讀物要快讀速讀，否則見聞不廣；經典著作要慢讀細讀，最好能背誦，否則無根基。這是很符合閱讀規律的見道之言。實際上，經典作品的數量很少，按曾國藩的看法，古往今來能被稱為“自為之書”（即原創性的經典）的作品不過20余部，在時間精力有限的情況下，精讀這20余部書是打下思想和學術根基的捷徑。

　　1991年，美國著名記者大衛·丹比在48歲的時候重返大學，和18歲的學生一起研讀荷馬、柏拉圖、索福克勒斯、奧古斯丁、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著作。他用這種方式拯救自己的中年危機。作為一個媒體人，一個影評家，在看夠了媒體每時每刻無休無止的信息“飽和轟炸”后，丹比感到焦慮甚至惶恐。他說：“我擁有信息，但沒有知識；我擁有觀點，卻沒有原則；我有本能，卻沒有信念。大樓的基礎正在變成沙子，而我卻坐在樓上的陽臺上眺望大海。”經過一年的經典閱讀，丹比感到曾經失去的正在重新回來，他這樣總結自己閱讀經典的經歷：“我是在把自己暴露于某種比我的生活更廣闊、更強大的東西之中，同時我也是在暴露我自己。”

　　是的，經典正是那些比我們更廣闊、更強大的東西，我們如果想要讓生活在強大的精神力量的鼓舞下于廣闊的空間延展，那么閱讀經典也許是更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