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5日，美國《科學》雜志以封面文章形式發布了中國“墨子號”量子衛星的重大成就。這個被國際權威學術期刊稱為“一項里程碑式的研究”，其中很多重要成果誕生于一所高校——坐落于中國中部城市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

　　從跟跑，到并跑，再到領跑，中國幾代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夙愿正在逐步成為現實。40年的改革開放，為中國高等教育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乘著改革的東風，中國大學踏上了建設高等教育強國之路。

　　從“211”“985”到“雙一流”

　　日歷翻回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我國的科教事業步入春天。但是，經歷10年重創，發力談何容易。

　　世界銀行報告稱，1983年，改革開放的第六個年頭，我國僅有正規高等教育機構805所，在校生120.7萬人，毛入學率2.09%。這樣的高等教育規模與當時已達10.30億的人口規模不相匹配，更別說質量的差距。一大批學科剛剛恢復重建，而失去的10年恰逢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和高等教育走向大眾化的新階段。

　　這一年5月，粉碎“四人幫”后首次全國高等教育工作會議在武漢舉行，討論的主題正是“如何盡快發展我國高等教育事業”。會上，4位退居二線的老校長聯名上書黨中央，建議國家拿出50億元，重點資助50所高校，使之成為“我國在科技文化領域中趕超世界水平、加速社會主義高度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骨干力量”。

　　這份“835建言”，成為開啟國家發展重點大學戰略決策的一把鑰匙。經過10年醞釀籌備，1994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宣布，要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好我國的100所大學。由“21”和“100”兩個關鍵數字合并而成的“211工程”由此誕生。從建議到計劃，重點建設高校的數量由50所擴展到112所，而國家投入資金也遠遠超出50億元。數據顯示，從1995年到2005年，“211工程”共完成投資368.26億元，其中中央專項資金78.42億元。

　　“211工程”猶如雪中送炭，緩解了高等教育長期投入不足的困境，但是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大學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1998年5月，以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為契機，中國政府鄭重宣告：“為了實現現代化，中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此后不久，國家決定在中央本級財政教育經費占本級財政支出比例年增長1%的經費中，設專項資金重點支持若干所大學進入國際先進行列。“985工程”正式啟動，中國高等學校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努力上升為國家戰略。

　　“985工程”共分3期，建設39所高校。數據顯示，“985工程”的投入力度比“211工程”有了大幅度增加，僅“985工程”一期投入就達255億元，其中中央專項資金投入140多億元。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2012年至2016年，進入世界大學排行榜前500名的內地高校從31所增加至98所，進入ESI（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前1%的學科數從279個增加至770個。

　　兩大工程的實施，引發了國際高度關注。其間，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歐洲多國政府也相繼出臺類似計劃。

　　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在世界科技發展、人才競爭的今天，高等教育的發展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開始謀劃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戰略的新篇章。

　　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15次會議審議通過《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決定統籌推進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推動實現我國從高等教育大國到高等教育強國的歷史性跨越。這個被稱為“雙一流”建設的新計劃，被視為我國第三次體現國家意志的高教發展計劃。

　　“‘雙一流’建設并不是‘211工程’‘985工程’的簡單延續，而是‘換擋提速’。”時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瞿振元說。

　　這個換擋升級的計劃，意圖打破固有的弊端——不再實行“終身制”，5年一周期，實行總量控制、開放競爭、動態調整；不組織高校申報、無須主管部門推薦，而是根據國家戰略、水平標準、特殊需求等原則進行認定；不區分中央高校、地方高校；不與各類頭銜的人才數量、各類基地平臺條件等掛鉤……

　　廈門大學教授潘懋元認為：“所有有實力、有特色的高校和學科，不論出身都應有機會躋身‘雙一流’。只有這樣競爭，才能通過‘雙一流’建設促進我國高等教育質量普遍提升，為我國高等教育強國建設注入強大動力。”

　　2017年9月21日，首批42所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和95所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名單出爐，鄭州大學、云南大學等地方高校躋身其中。同時，江蘇、廣東、福建等多個省也制定了自己的“雙一流”計劃，給予當地高校新一輪的資金和政策支持。

　　從中央、地方到高校，一場上下合力的提升高等教育質量攻堅戰正式打響。

　　大樓、大師和大學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對當代中國高等教育工作者而言，這句名言始終旋繞心頭，發人深省。然而，當我們再次走進歷史，不難發現，對于當時的中國大學，大樓和大師缺一不可。

　　“16名教師在一間30平方米的辦公室里辦公，要開會了，怎么辦？用書架把中間隔開，這邊開會，那邊備課。”時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的陳志強回憶起上世紀90年代的情形，“歷史學可是南開大學四大支柱學科之一呀，我們都是這種情況，別的專業可想而知。”

　　同樣，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王義遒也曾回憶：“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北大圖書館基本不買國外的書，因為沒有更多的購書經費。”

　　教學、科研和辦公條件的欠賬制約大學的發展，而1999年開始的擴招，進一步加劇了資源不足。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可以看到高校大興土木的景象。數據顯示，1999年底開始的10年里，全國新建、改建的學生公寓和食堂，超過新中國成立后的前50年累計建筑面積總和。

　　筑巢為的是引鳳。1998年12月，“獎金10萬元聘教授”的廣告出現在《人民日報》《中國日報》等各大媒體上，引起社會關注。據一位高校教師回憶：“當時一個月收入才1000多元，10萬元相當于一位教授幾年收入的總和。”這不僅僅是一個用經費來衡量的計劃，而是被寄予了“出人才、出成果、出機制”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