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學習古文？我們翻開《唐才子傳》，在《王勃》傳里，說：“六歲善辭章。”他六歲已經會寫詩文了。當時的詩，就是古詩、律詩、絕詩，當時的文，即古文、駢文。六歲怎么就會寫這樣的詩文呢？再看《駱賓王》傳，稱“七歲能賦詩”；《李百藥》傳，稱“七歲能文”；《劉慎虛》傳， “八歲屬文上書”，類似的記載還有不少。換言之，在唐朝，七八歲的孩子不僅會讀懂古文、駢文、舊體詩，還會寫古文、駢文和舊體詩。是不是當時的人特別聰明呢？不是的。我們再看近代人，如康有為，“七歲能屬文”。梁啟超“六歲畢業《五經》，八歲學為文，九歲能日綴千言”。可見古今人的聰明是相似的。那么，不論是唐代人或近代人，他們從小就能讀懂古文，不僅會讀，還會寫古文和舊體詩。為什么現在人讀懂古文會成問題呢？這當跟讀法有關。

　　我曾經聽開明書店的創辦人章錫琛先生講他小時的讀書。開始讀《四書》時，小孩子根本不懂，所以老師是不講的。每天上一課，只教孩子讀，讀會了就要讀熟背出。第二天再上一課，再教會孩子讀，讀熟背出。到了節日，如陰歷五月初五的端陽節，七月初七的乞巧節，九月初九的重陽節，年終的大節，都不教書了，要溫書，要背書。如在端陽節要把以前讀的書全部溫習一下，再全部背出。到年終，要溫習一年讀的書，全部背出。到第二年年終，除了要背出第二年所讀的書外，還要背帶書，即把第一年讀的書也要連帶背出。因此，像梁啟超的“六歲畢業《五經》”，即六歲時已把《五經》全部背出了；所以他“九歲能日綴千言”。因此，《唐才子傳》里講的“六歲善辭章”，“七歲能賦詩”，按照“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的說法，他們在六歲七歲時，熟讀的詩和唐詩一定遠遠超過三百首，那他們的會吟詩也就不奇怪了。

　　我向張元善老先生請教，問他小時怎樣讀書的。他講的跟章錫琛先生講的差不多，他說開始讀時，對讀的書完全不懂。讀了若干年，一旦豁然貫通，不懂的全懂了，而且是“立體的懂”，它的關鍵就在于熟讀背出，把所讀的書全部裝在腦子里。假如不是熟讀背出，把所讀的書全部裝在腦子里，讀了一課書，記住了多少生字，記住了多少句子，這只是“點線的懂”。記住的生字是點，記住的句子是線。點線的懂是不夠的。因為一個字的解釋在不同的句子中往往因上下文的關系而有變化，一個字在不同的結構里會具有不同的用法，記住了一個字的一個解釋和一種用法，碰到了這個字的解釋和用法有變化時就不好懂了。讀一課書，記住了這課書中的生字，記住了這課書中的句子，這叫平面的懂。平面的懂只懂得這課書中的字的意義和用法；同樣的字，在別課書中，它的意義和用法假如有了變化，就看不懂了。因此，平面的懂還不夠，不夠解決一個字的解釋和用法的多種變化。把一部書全部讀熟就不同了，開始讀時不懂，讀多了漸漸懂了。比方讀《論語》，開始碰到“仁”字不懂，“仁”字在《論語》中出現了104次，當讀到十幾次的“仁”字時，對“仁”字的意義漸漸懂了，當讀到幾十次、上百次的“仁”字時，對“仁”的意義懂得更多了。因為熟讀背誦，對書中有“仁”字的句子全部記住，對有“仁”字的句子的上下文也全部記住，對于“仁”因上下文的關系而解釋有變化也罷，對有“仁”字的詞組因結構不同而用法有變化也罷，全都懂了，這才叫“立體的懂”。

　　具體到第三冊的學習內容和方法，我個人的看法是，“文言文閱讀”部分，選編的兩個單元八篇課文是要精研細讀的，這是形成閱讀能力的前提，文章涉及的文言知識，如通假字、古今異義、一詞多義、詞類活用、特殊句式和固定句式要在老師的指導下進行歸類和積累。文言語感同樣是要反復誦讀才能形成的，因而要熟讀課文乃至背誦，這樣才有望形成一種能力，并遷移到課外閱讀，達到“觸類旁通”的效果。《讀本》選編的文章正是教材的輔助，是檢驗自身閱讀能力的很好的范本。要認真地閱讀，走進古人的情感世界，領悟古人的人文情懷。

　　就詩歌鑒賞而言，要把握中國詩歌特征。中國詩歌，注重意境的創設，講究通過意象組合展示生活圖景，從而傳達詩人的審美體驗。因而讀詩，把握意象是很關鍵的，把握了意象，就能把握意境。要在教師的指導下，掌握讀詩的基本要領，熟悉詩歌的表現技巧，從而達到鑒賞的目的，而這一切同樣是要通過大量的閱讀積累和反復誦讀、細致掌握才能獲得的。殊不知“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做詩也會吟”，這就道出反復誦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誦讀是讀詩的基礎；讀詩而不能背誦等于不讀。能背誦，則必定有所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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