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社會的路全被堵死”

　　新世紀周刊：大學生與其他群體相比，其就業有什么不同？

　　唐鈞：對大學生就業，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慌，這種恐慌是人為的。對大學生就業難，目前存在很多說法，但有的說法值得商榷。比如說“他們就是普通的勞動者”。從人格上說，對的，大家都是勞動者。比如說讓大學生去農村，下基層，應該為三農做貢獻，沒錯。但從社會分工上來講，大學生與沒上過學的勞動者還有所區別，因為這個群體應該將所學知識用于服務社會。但現在我們總回避這個問題。

　　新世紀周刊：就業難問題究竟出在哪？

　　唐鈞：主要問題出在政策。按理講，大學生的服務崗位應該是事業單位，用專業知識為社會服務，因為他具備一定的專業素質。但目前，事業單位的大門被堵死，基本處于封閉狀態不進人。在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時，政府有一大批人進了事業單位，所以現在的事業單位用人是飽和的。這第一條路被堵住了。

　　第二條路，社會對于專業服務是有需求的，國家應該對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的大門打開。事業單位以前是讓國家包的，現在應該打開讓社會來辦，但現在出于對這一領域有這樣那樣的擔心，又把它封閉了。

　　第三條路，很多學工科、學理的大學生，本來是該去搞研發，但目前大部分的大企業不搞研發，所以又沒有地方可去了。

　　第四條路，把大學生培養成了碩士、博士，本應回到大學里教書，但是，與大學擴招20%相反的是，教師的人數并沒有明顯增多。甚至目前有很多高校把教師當勞動力、當純粹的教書匠來使，一個頂幾個用，拼命地給他們壓課、打分。

　　于是，能用所學知識來服務社會的路子幾乎都被堵死，大學生就業才成難題，這是由政策導致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新世紀周刊：與前些年相比較，當下的大學生就業有怎樣的特殊性？

　　唐鈞：計劃經濟下，因為統一分配，大學生就業不是難題。但現在已變成市場經濟，就業變成了雙向選擇，大學生找單位，單位找大學生。在這種市場背景下，有一部分大學生在幾年之內不能定下來工作，這是正常的。但媒體一轟，政府害怕了。

　　越是強調恐慌，越使大學生就業更難。尤其是在雙向選擇的前提下，企業都覺得大學生就業很難，它們可挑選的余地就更大，于是便抬高用人門檻。

　　新世紀周刊：現在的一些緩和就業壓力的措施是否有效？

　　唐鈞：一些緩解措施也有問題，比如說，讓企業給大學生提供實習崗位。我很懷疑，這些崗位有多少是新創出來的，它是不是本來就應該有的就業崗位？而且你對剛畢業的大學生要工作經驗，這本來就很扯淡。

　　大學生根本就沒有工作過，他上哪去有工作經驗。況且，你的教育體制不允許大學生有工作經驗，而政府又去迎合這種東西，它本來就是錯的。

　　現在推行100萬個實習崗位，在將來，如果體制不改變，就會變成用人都需有一兩年工作經驗以上，你實習一年根本不管用，因為你本來就是個借口，中國的大學生是體制造成的沒有工作經驗。

　　政策上對創業限制太多

　　新世紀周刊：這個時候，政府應該怎么做？怎么去解決問題，該迎合怎樣的政策？

　　唐鈞：中國社會有很多的需求還處于冷角，比如對老年人、殘疾人服務，政府應盡快把第三部門社會服務的大門打開。尤其是把有實際的服務對象、服務機構的大門給打開。這一領域會給大學生新創造出來很多崗位，讓他們也可以去自主創業。

　　曾有一個調查，說大學生在制造業領域的創業，成功率非常低，只有0.61%，但如果大學生選擇這種服務型創業，或者發展新型的服務機構，我覺得成功率會提高很多，大有改觀。

　　新世紀周刊：大學生就業難，是不是與經濟結構有關？

　　唐鈞：第三產業沒有充分發展。一個國家越往前走，它的第三產業要配套發展起來。比如一個大學教授，如果工資很高，他也可以創造出新的工作崗位，可以雇傭司機、保姆，甚至還需要一個管家。

　　第三產業本身就有一種再分配的性能，會讓服務性能變多。當個人和家庭有能力去買這種服務時，這實際上就產生了很多的工作崗位，而不一定是要你政府去安排就業。社會是有自我生存、自我發展的能力，只要你別那么多限制就可以了。

　　可以想象，政策放開后，很多大學生也會很快改變思維，就不會再是越賺錢的地方越是哄搶，他們會選擇做有意義的工作，比如公益和環保，這對社會發展有長遠好處。

　　很多難題，應該由社會自己來解決，自下而上地去解決，產生創造力，不是說你幾個專家關起門來討論一下，就解決真正問題了。

　　新世紀周刊：那為什么第三部門的政策遲遲不放寬？

　　唐鈞：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擔心。似乎第三部門發展了，然后就會怎樣怎樣了。可以這么講，中國經濟發展的好，實際上是因為有著私營企業的力量支持。

　　4萬億解決不了多少大學生就業

　　新世紀周刊：中央政府提出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這對大學生就業會帶來多大的緩解？

　　唐鈞：解決不了多少。4萬億會投向哪些領域，這是首要問題，比如修鐵路，主要還是用農民工。修地鐵，機械化程度非常高，造就不了多少針對大學生的崗位。

　　在4萬億中，中央拿出來的只是1.8萬億，1.8這個數字不知道有多少是原本計劃就要花的呢。真正新拿出來的錢，并不多。而在1.8之外的2萬多億，是要靠地方配套出，1.8萬億能像釣魚一樣釣到4萬億。

　　新世紀周刊：大學生就業難，跟學生心態有關系嗎？

　　唐鈞：心態是被嚇出來的。你應該讓大學生們從容地、平心靜氣地找工作，這個事沒必要大肆宣揚。這幾年稍微有所改觀，前幾年，當你7月份畢業，9月份以前你要找到單位，然后不管專業和單位是否適合自己，要先把檔案在單位里落實下來，并把檔案從學校遷走。這是不對的，也是輿論造成的。

　　按大學的設施設備，替學生們的檔案再多保管個五年十年，又能怎么樣呢？為什么追著逼著他們轉移呢？何必人為地制造一些社會恐慌呢？

　　此外，每一年應屆高校學生的就業數據，真不得了啊，今年是610萬，加上去年的100萬沒有找到工作的，一共710萬，不得了！但是再回頭看去年的100萬數字，可能只有30萬、20萬了，這就像一個過渡期，有的是當年沒有找到理想的工作，而不代表沒有找到工作、找不到工作。

　　一些農村出身的比較貧困的學生，畢業后先找一份工作有飯吃。你問他，他可能會說沒有找到工作，但這不是說大學生沒有工作到已經餓死人的程度，所以人為恐慌占有很大成分。

　　新世紀周刊：在發達國家，它們在這些方面有哪些可以鏡鑒的成熟經驗？

　　唐鈞：在國外，學生的假期特別長，比如美國，從5月放假一直到10月，大學生就利用這個時間找地方實習。美國有法律規定，所有大公司都必須有實習崗位。于是等他畢業后，與實習單位彼此都知根知底，就業就變的方便。這種模式可以引入中國，不一定是要到畢業前，才讓他們去找實習崗位，而應該利用好假期時間。

　　不能逼大學生和農民工搶活

　　新世紀周刊：郎咸平在兩年前提到，中國的大學生就業難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經濟結構產業鏈的問題，因為中國是制造業大國，我們在做低端市場，使用的也只是廉價勞動力。

　　唐鈞：是的，現在的政策，就是逼著大學生跟農民工搶工作。幾年前提出村官政策，目前又讓大學生參軍入伍，可以說，在沒有新創出崗位之前，其他都是緩兵之計，大學生參軍等于把以前農民參軍的一個路子給取代。

　　這等于變相地按照大學生的成本來培養人才，就業時他們又被當成農民工來用。最后的直接結果就是：“讀書無用論”的觀念抬頭。重慶市今年有一萬多學生不參加高考。這種現象在浙江一帶很普遍，不讀大學直接做生意去。

　　新世紀周刊：就業難應不應怨擴招？

　　唐鈞：確實不怪擴招。現在的大學生還是太少，在臺灣的農村，隨便走進一個家庭，很可能主人就是大學生。家庭主婦就是大學生。

　　新世紀周刊：教育制度方面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嗎？

　　唐鈞：要改革。基礎教育，不能總圍繞著高考來培養大學生。一流高校，可以理解為，是用最好的老師來教最會考試的學生，但培養出來的人還僅僅在考試上占有優勢。

　　老師少有機會與外面打交道，而且老師多是從學校到學校再到學校，尤其是文科老師，接觸社會更少。所以照本宣科的教師，教出的學生也缺乏實際能力，也在照本宣科。這是問題之一，第二，很多高校的學科安排，是根據有什么老師，然后開設什么專業和課程，而很少關注社會的需求。

　　中國要發展民辦大學，現在是把民辦大學都當成小老婆生的孩子來看待，這是不對的。

　　國外的人才培養，雖然也有問題，尤其是遇到經濟危機，人才就業也成難題，但人家不逼迫就業。逼學校，逼老師，逼學生，效果適得其反。說實話，為什么叫博士后，因為博士找不到工作，所以大學就辦一個博士后的點，讓學生返回到學校。其實在國外，博士后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