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211成高校“貧富分水嶺”，這很不正常：它投射出的，是行政計劃思維之弊，而這也讓初衷挺好的政府戰略計劃拖住了自主辦學的后腿。

　　2013年，作為“211”“985”序列的清華大學科研總經費最多，為39.31億元，財政撥款為27.75億元，而非“211”“985”的高校科研經費最多的西南石油大學，4.6億元中僅有26.1%為財政撥款，兩者科研經費所獲的財政支持相差23倍多。

　　這是新華社提供的調查結果，直觀反映出985、211身份對高校獲取經費的影響。對此數據，有些人可能不服氣：清華科研實力強，獲得更多的國家課題經費很正常。在國外，哈佛大學獲得的學術研究經費不也高于普通院校嗎？問題是，國外大學獲得更多經費并非靠行政計劃安排，而是通過正常競爭，前者引導學校面向行政指標辦學，后者則是從學術規律出發。

　　985、211應是激勵手段，而非評判依據

　　985和211工程，本是國家重點資助學校、學科建設的戰略。國外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時，也曾有國家重點資助計劃。從邏輯上講，政府撥款是為提高辦學水平，因此國外普遍強調投入的效果，而不會把入選項目作為評價依據。但在我國，入選工程、計劃本身卻變為榮譽，導致重點資助戰略嚴重異化。

　　拿985工程來說，若是把入選985而非利用工程所獲資金獲取績效，當作辦學地位提升的標準，那它必然引導學校把精力用錯地方。所以可看到，我國高校合并潮出現在985、211工程評審期間。而科研中存在的“重立項、輕研究”風氣，原因也在于此。

　　高校教育與科研，先得搶工程，有工程才有身份有資源，而教學和研究則被置于教育次序末端。在此情況下，985、211也就成劃分等級的符號。它能人為制造出學校的三六九等、學者的身份之別，而這又會影響到招生、就業等。這跟國際上的大學分級依據的“市場導向——自然分層”，完全是兩碼事。而撥款體系的扭曲下，無論是高校發展機制還是行政評審指標，都會偏離學術本位。

　　政府戰略計劃不可妨礙學校自主辦學

　　說到這，問題來了：政府制訂戰略規劃只會南轅北轍？有些人結合日本制訂的“50年內培養30名諾貝爾獎得主”的宏偉計劃，來論證我國推進教育工程、人才計劃的合理性。可事實上，日本為發展基礎教育研究，設立國家資助經費，任何學者都可平等申請。注重績效考核與倡導平等競爭，構成政府投入的基本取向。

　　這無疑可資借鑒：歸根結底，要理順政府計劃與學校自主辦學的關系。政府加大投入可以，但不能嵌入到資源分配枝蔓上來，而應建立國家教育撥款委員會，負責制定教育撥款預算并進行專項監督。

　　在具體工程、計劃上，它著眼“長期規劃”的同時要加強“動態管理”，要強化預算執行管理，對資金使用效益進行評估，并根據檢查考核結果對有關學校建設項目和分年度預算進行動態調整。在績效評估中，形成讓數據說話的證據文化，也拓寬評審指標內涵，并建立“績效不佳退出制”。

　　而在自主辦學的環境中，學校辦學不能高度依賴政府部門的資金，而應拓寬社會辦學資源。很多高校現在把科研項目分為縱向課題和橫向課題，把政府部門的縱向課題作為考核、評價教師的重要指標，橫向課題則被視為含金量不高。這類偏頗的評估方式必須改變。

　　說到底，要消除集結在985、211上的問題，重在消除它背后的行政計劃思維，這不是說國家該取消一流大學戰略，而是說應在保障投入的基礎上，推進校際與學科間公平競爭，把績效考評提上更重要的位置，而與之對應的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改革、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等，作為一攬子舉措也應加快步伐。

　　□熊丙奇(教育學者)

　　■ 網友微評

　　@中南大學李景升(高校教師)：建立一個階段性考核機制，當然也不能年年考核，年年考核存在著建設周期短，建設績效不明顯，同時又分散高校精力的問題。但十年一考應該可以吧？兩個名單個數不變，后幾名的下來，讓那些發展快的好的上，這樣也給那些非985、211的高校一些進步的動力，讓人家也有盼頭，積極性更高些，豈不更妙？

　　@Wind：2009至2013年五年間，政府撥付的2647.69億元科研經費，72%被112所211和985高校瓜分，剩下超過2000所高校只能分攤剩余的700多億。富的富死，窮的只能勒緊褲腰帶，難怪人家說，211、985是親生的，其他的都是抱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