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暑期，江蘇南京某高校學生李長振和其他3名大學生被中介公司介紹到南京娃哈哈飲料有限公司打工。按照合同契約，他們原本可以拿到3000多元薪酬，但企業最終以他們的身份是大學生為由，按實習對待，僅發給1000多元生活補貼。盡管經過了多次奔波維權，他們也沒能拿回剩余工資。

　　李長振他們的這番境遇，絕非孤案個例。從近年來的媒體報道看，不少打工大學生都有過類似窘迫經歷。寒門子弟盼望通過打工兼職，改善學習和生活條件，更多大學生則將打工經歷，作為步入社會的“試水期”，而社會環境、企業態度也將影響著他們今后步入社會，可不無遺憾的是，這個群體打工經常遭遇種種不公正待遇。

　　盡管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相繼頒布了《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以保護勞動者的正當權益，可現實情況卻是，打工大學生的權益維護，卻舉步維艱。緣何如此？或許，這與大學生維權意識和能力不足、違法企業的奸猾刻薄等都有一定關聯，但更關鍵的，還是因為一部1995年頒布的部門規章不健全。

　　在勞動部制定的《關于貫徹執行 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2條中，明確規定“在校生利用業余時間勤工助學，不視為就業，未建立勞動關系，可以不簽訂勞動合同”，由此上述兩部重要勞動法律的效力被阻斷，遭侵權的打工大學生方才舉報無門，職能部門亦表示愛莫能助。

　　該條款貌似合理，卻多有商榷之處。首先，就是無視打工大學生的勞動者身份，以及客觀形成的勞動關系。大學生不同于高中生、初中生或者職業中學 生，大都年滿18周歲，具備了憑借勞動自食其力的能力，而對于年滿16周歲以上的適格勞動者，法律上已無禁止或限制條款，保護勞動權更是憲法賦予普通勞動 者的平等權利，為何要將這個特定群體強行排除在勞動法律保護之外呢？

　　或許，在當時有關部門看來，在校生的勤工助學活動，也就是高等院校組織本校學生參加校內的助教、助研、助管、實驗室、校內產業和后勤服務及各項 公益勞動，學生從這些社會實踐活動中取得若干報酬，可以說是一種帶有學校照顧性質的勞動，并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勞動。可問題在于，大學生打工恰是主動 介入社會工作，其性質截然不同于校方主導的“勤工助學”，與社會勞動并沒有什么兩樣。

　　20年前，諸如此類的勤工助學活動，還是大學生改善學習和生活條件的主要渠道，《意見》第12條尚有合理之處。然而，如今大學生創業自強已是風起云涌，致富佳話頻傳，進入社會打工也早形成常態，有關部門如何能“刻舟求劍”，僵硬地理解和照搬該條款，又如何能罔顧年輕人的正當合理權益受到不法中介 欺詐，若干用工單位壓榨，任由正常的社會勞動秩序受到破壞呢？

　　在諸多法律中，勞動法以其關系基本權益的重要性，素來被譽為“第二憲法”。隨著時代發展，大學生打工適用勞動法，已是國際勞動立法的世界潮流所在。如德國的《事故保險法》、法國的 《勞動法典》、美國的《公平勞動標準法案》、我國臺灣地區的《勞動基準法》等，均承認打工大學生的勞動者身份，將他們以學徒工、實習生、技術生等角色納入 勞動法律主體中，加以規范性保護。

　　學者愛略特說，法律是為了保護無辜而制定的。由此推及，法律精神也應為弱勢群體張揚，而不是庫藏的寶貝。打工大學生的不幸境況，理當進入立法者視野，在調研論證的基礎上，盡快推動勞動立法作出合理修改，別讓這個弱勢群體成為陽光下被遺忘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