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曾是一個讓我感到尷尬的標簽：出門在外，很多人會因為“北大學生”這個身份對我另眼相看，每逢有人來學校辦活動也總會恭維幾句臺下的學生，對我來說這種場合總是氣氛尷尬。

　　我的師兄王文浩在寫新生寄語的時候引用過一句話：“在北大里只有兩種人——‘牛人’和‘廢人’。”師兄當時的解釋是“所謂‘牛人’，就是那些背著‘北京大學’的牌匾，穩步前行，為這4個大字增光添彩之人；所謂‘廢人’，就是那些被‘北京大學’的牌匾背著，四處晃蕩，靠這4個大字忽悠大眾之輩。”

　　我之所以常常因為“北大”這個標簽感到尷尬，是因為我從來沒有為這個牌匾增過什么光彩，按照我的一位同學的說法，我們很多人到現在最值得一提的事情大概就是考上了北大，但是這樣的“成就”在這個園子里顯然不值一提。

　　很多人對于“北大”的恭維是一種禮貌的客套，可我還是常常覺得因此沾光有一種欺世盜名的慚愧。我從那些真正的“牛人”那里獲得的教益愈多，這種慚愧感就愈深一層，也愈發感到自己的渺小。

　　每次提起北大的“牛人”，我第一個想到的總是歷史學系的閻步克老師，但閻老師多半不會喜歡這個稱號。這個稱號顯得有些張揚，不符合閻老師一貫的低調與嚴謹。

　　幾個月前我和一位同學去約閻步克老師的采訪，我的同學所供職的雜志想請他談一談中國歷史中的告密文化。對學生的問題，閻老師總是十分耐心，幾乎每節課后都能看到他和學生的討論，如果時間實在太晚，閻老師便在同學們的環繞中，邊走邊講，一路離開。但是閻老師拒絕了我們的采訪要求，對自己主要研究范圍之外的內容，先生一向出言謹慎，更不愿在媒體上談論。至于談論自己的人生經歷、治學歷程，閻老師則表示曾經接受過類似的采訪，“再來采訪我也說不出什么新的東西”，所以還是拒絕。當時的我剛剛看完了幾本專業書，便忍不住套著書里的理論褒貶時事，指點江山，恨不能把那些“不明覺厲”的理論一股腦兒地賣弄出來，聽到先生絕不在自己專業領域之外妄言，當場就羞得說不出話來，回去趕緊把那些自作聰明的說辭都刪掉了。

　　先生在專業領域之外絕不妄言，但對自己的研究始終懷著信念與關懷。閻老師為本科生開設有一門《中國傳統官僚政治制度》，這門課常年爆滿，上這門課時我們幾個同學專門建了一個“中傳官制占座小分隊”的微信群，大家互相提醒著提早一兩個小時去教室占座，晚了一些便只能坐過道了。開學的第一節課人尤其多，去得晚一些，連過道都沒有地方可站了。閻老師每次在第一節課上都會先講自己的“制度史觀”，閻老師總會引用美國經濟學家諾思的對“路徑依賴”理論的闡述；“路徑依賴性意味著歷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顧制度的漸進演化，我們就不可能理解當今的選擇”。

　　閻老師致力于“制度史觀”的研究是因為注意到了傳統史觀的局限，傳統的“‘經濟史觀’和‘文化史觀’以西歐一隅之歷史發展進程，剪裁中國歷史”，忽略了中國歷史的延續性，而中國歷史舉世無雙的延續性，正是其區別于其他文明的最重要的一個特征。

　　閻老師常說：“每一種史觀都是一束探照燈，照亮了歷史客觀的一隅，而卻又注定不是全部。正是這無數的‘片面的深刻’，才可能讓我們更清楚地看見歷史。”作為一個身處新聞系的歷史學“票友”，我最開始被“新聞是歷史的底稿”這樣的話打動，但是讀到后來越發覺得新聞作品實在太過渺小，甚至大部分都是朝生暮死，很難留下什么歷史，因而我在聽到閻老師的這句話時有一種醍醐灌頂的感覺：每一次零散的新聞報道也正如探照燈一般，照亮了現實的一隅，這無數的零碎報道便是歷史的底稿。

　　研究思想史的羅志田老師在概括史學的歷史功能時，提到過一個有意思的說法，他稱之為“守先待后”——有一些事實因為過于復雜我們難以表達，或者因為環境的制約而“不便表達”，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要放棄記錄的責任。史官們始終相信后來者會有更好的能力、更好的環境來解讀這些事實，“守先”(記錄歷史與當下的事實)是后人對前人、對當下的一種責任，“待后”則是前人對后人的一種信任。從這個角度來說，新聞人和史官的工作其實殊途同歸。

　　想通了這些之后，我也很少再為“北大”這個標簽感到尷尬了，盡管我依然覺得僅僅因為你是“北大學生”就另眼相看是一種不虞之譽，但這塊牌匾的光彩本來就與我無關，我也不想太過介懷；于我而言，“北大”這個大標簽太過虛幻，這所學校之于我就是一個一個像閻步克老師這樣具體的人，他帶給我的教益讓我終身受用。凡有所學，皆成性格，也許以我的能力，永遠無法“背著‘北京大學’的牌匾，穩步前行，為這4個大字增光添彩”，那就讓我帶著這一個個具體的人帶給我的教益，一生躬行，也不枉了這一段難得的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