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有“權利意識”，也要有“法治觀念”

　　這些年來中國社會的最大變化之一，就是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如果說，當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電影，曾讓人們充滿好奇，那么今天，“討說法”已經成為社會口頭禪。從主張經濟、社會、文化和消費者權利，到捍衛政治、環境、食品安全和納稅人權利，“權利意識”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深入人心、影響社會、改變國家。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走向權利的時代。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自由平等意識、網絡媒體勃興提供的多元表達平臺、民主政治進步造就的個體意識啟蒙，所有這一切，成為人們權利意識的萌發、表達和伸張的“時代注腳”。與之相伴，“權利意識”的高漲，也為樹立法律權威、培養法治觀念、發掘公民意識，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成為社會進步的催化劑。“一元錢”官司的較真，厘清的是社會是非觀念；“物權”概念的普及，調動起創造財富的熱情；“環境權”的主張，增強著生態文明的群眾基礎……

　　與此同時，時代的洪流往往泥沙俱下，在極短時期內高漲的權利意識，也呈現出某種“初級階段”特征。正如《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指出的，“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權利，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由此導致公眾權利意識強與社會責任意識弱并存這一現象的存在”。飛機航班延誤，沖上跑道攔飛機；發生醫患糾紛，把棺材花圈抬到醫院；網上討論辯論，動輒粗口相向，乃至暴力威脅……一些人為了維護個人權益，無視他人權益，罔顧公共利益，甚至更進一步，把他人權益、公共利益當作討價還價的籌碼，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這種走岔道的極端方式，將“權利意識”異化為“交相害”而非“交相利”的行為，讓人遺憾，也發人深思：權利的風帆如何行進，才能抵達文明的彼岸。

　　“在一個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會里，一個人所能夠擁有的一切權利，其唯一的來由是法律。”法學家杰里米?邊沁的結論一針見血。“權利意識”的伸張，離不開“法治觀念”護航。在法律的條款中去尋找依據，權利的主張才能水到渠成；在法治的框架下予以推進，權利的實現才能順理成章。反之，把“權利”當作為所欲為的通行證，認為有了利益訴求，就能夠理直氣壯地去沖撞底線、挑戰規則、突破邊界，整個社會又如何做到和諧運轉？

　　一個成熟的社會，有許多不言自明的遵循：在高速公路開車，盡管車是自己的，但是不能超速行駛；在城市里蓋房子，盡管土地使用權是自己的，但依然要服從市政規劃。這些常識的背后，是對個人權利的清醒認知——沒有什么權利是絕對的。任何個人權利的行使，都必須在法治的軌道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權利，不得損害社會的公共利益。惟其如此，自己的權利才能得到保障，他人的權利才能得到維護，社會的福利才會趨于最大化。

　　今天的中國，正處于從傳統到現代的艱難爬坡中，法治觀念必須“跟得上”權利意識的步伐。一邊是權利意識已經成為人們的慣性思維，一邊是法治觀念尚未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其間的落差，很容易造成社會生活的失序。沒有對公共規則的遵從，我行我素的自由，就會導致“組團式過馬路”的亂象；缺乏對法律程序的敬畏，對化工項目的異議，很可能演變成行為失控的騷亂。那種只問結果不計手段、“以錯糾錯”式維權，看似“高效有力”，卻會讓更多人不講文明、不守規矩。在這個意義上，權利如果不能正確行使，不僅不能成為法治進程的鋪路石，反而可能變成社會動蕩的導火索。

　　“哪里沒有法律，哪里就沒有自由。”任何社會行為一旦脫離法治視野，便不可能帶來公共福利的實質增進，也難有公平正義的真正實現。今天，如果說，“權利意識”的啟蒙我們已經完成，那么“法治觀念”的啟蒙還在路上。這也是黨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深層原因所在。既要“權利意識”，也要“法治觀念”，二者彼此砥礪、相互促進，才能讓法治精神融入社會治理和社會生活，使“權利意識”成為構建現代公民人格、建設民主法治社會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