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我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調到北京圖書館,任善本部副主任,在紫竹院公園旁的新館上班。新館雖于1987年建成開館,但當時圖書搬遷還沒有完成,善本部的藏品1988年才搬到新館。由于一些技術性原因,善本藏品到新館后沒有開包下庫,暫存在大庫第十五、十六層。

　　作為副主任,除了日常瑣碎事務外,每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周末查庫。

　　周末查庫,是善本部多年延續的老傳統。北圖善本部收藏的都是國寶,安全最為第一。平時書庫由管庫人員負責,每晚下班層層鎖門貼封條,第二天上班啟封開鎖。每到周末,則由部主任率諸副主任巡視書庫,檢查安全隱患,處理各種問題。然后在部主任主持下封門。當時任善本部主任的是李致忠,任副主任的是張國風與我。于是每到周末,李致忠便帶領張國風與我,由典藏組的正副組長陪同,舉行“查庫大典”。

　　例行查庫時,看到在一個窗戶下面,放著兩個舊式的書箱。箱蓋已壞,用塑料繩捆綁著。上面各貼一張白紙,用鋼筆寫著“殘破經卷”。我問:“這是什么經卷?”同行諸人無人回答,只好罷休。

　　1989年底,善本書庫終于可以啟用了。于是,寄存在大庫的善本藏品開始搬入善本庫。正式搬庫的時間,我記得是1990年春節前后。善本部全體成員在搬庫中任勞任怨,團結協作,工作非常順利。正式搬庫前,已對善本書庫的使用作了詳細的規劃,哪些藏品放在哪里,都有明確的安排。所以對那些還沒有編目的藏品,就必須根據其內容,分別處理。記不清具體是哪一天,按照順序應該搬這兩個箱子,有人問我:“下庫后往哪里放?”我便說:“打開看看,到底是什么。”解開塑料繩,揭起箱蓋,其中滿滿騰騰全是一個個小紙包。有些紙包已經打開,赫然便是敦煌遺書。我大吃一驚,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連忙再打開幾個紙包,包包全是敦煌遺書。大多數小紙包上還鈐有當年北平圖書館寫經組的印章,這個寫經組的任務就是整理敦煌遺書。我心頭當時如電光一閃:“這是一個重大的再發現。 ”“再發現”,這是文物界的一個常用名詞,指已經被發現的文物,后來由于種種原因而淹沒無聞。過了若干年以后,又重新被發現、被鑒定。國內外文物界,包括敦煌吐魯番學界,類似的事情已有多起。比如大谷探險隊二樂莊吐魯番殘片的再發現,敦煌縣博物館本《壇經》的再發現等等。但以往的再發現,無論哪次,數量都不能與這次的再發現相比。因此,這次再發現之意義重大是毋庸置疑的。于是讓有關人員把這兩個箱子送到敦煌遺書專用庫中存放。

　　此后,聽1988年搬遷小組的負責人介紹:老館善本書庫原由一位老先生管理,其后老先生退休。1988年搬遷時發現這兩個箱子,既無編號,也無登記,誰也不知里面是什么。于是這位負責人便作主打開,發現是一些沒頭沒尾的殘破佛教經典,便小心地在箱子上貼上白紙標簽,捆好后搬來。搬來之后,一直沒有人動過。

　　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有一個好傳統,即使是片紙只字,也從不任意丟棄。這是這批敦煌遺書能夠完整無損保留下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存放在善本書庫的這批敦煌遺書,如果不是在1990年初由我再發現,遲早也會被其他人再發現。但是,由于種種因緣的巧合,這批遺書竟然由我而再發現,應該說是我的幸運,也算是我與北京圖書館的一種因緣吧。

　　經過整理、編目,現這批遺書已納入《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