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是蘇聯早期著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學家和理論家。在工業化的問題上，他創立了一套與斯大林模式截然不同的理論，被西方稱為“反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的綱領”，也正因為如此，導致了他政治上和個人命運的悲劇。但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工業化問題上的爭論，誰是誰非，歷史今天已做出公斷。人教社1996年7月版的《世界近代現代史》明確指出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即“片面發展重工業，造成農業和工業的落后，農、輕、重的比例嚴重失調，國家從農民身上取走的東西太多，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損害，農業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本文擬就此問題做一個粗淺的比較和分析。

　　一.斯大林主張：先工后農，先重后輕。

　　早在1926年斯大林就曾提出：我們當前的任務就是加快我國工業發展的速度，利用現有的資金來推動我國工業。蘇共十五大，談到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問題，斯大林明確指出：黨的政策是“加快工業的發展速度并保證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作用”;同時強調工業化首先應當理解為發展蘇聯的重工業。從而體現了他在農、輕、重三者關系上先工后農的觀點。在斯大林的壓力和堅持下，計劃規定增加對工業的投資，其中絕大部分用于重工業。到1928年聯共(布)十一月全會指定了工業發展的最大可能的計劃,規定工業投資從1927年—1928年度的13.3億盧布增加到1928年—1929年度的16.5億盧布,投資的76.8%用于重工業部門。政治委員、國家計委主任古比學夫宣布要在1929年把基本建設的年投資額增加一倍，并且使工業產量的年增長率達到30%。

　　在布哈林看來，提出這些指標實在是愚蠢的，他認為政治家和計劃制定者在處理這些復雜的問題時，應考慮到整個經濟體系中的相互關系和比例，因為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各個部分都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

　　二.布哈林提出“均衡”原則，強調經濟要按比例發展和計劃要保持平衡，反對最大限度地對重工業的投資而置農業和輕工業于不顧的做法。

　　關于農輕重的發展戰略，布哈林提出“平衡”原則。在他的努力下，十五大決議中所提出的戰略目標是獲得“長期的高速度的發展，而不是就要在明年達到最高速度 ”。這個文件的主要精神，一是告誡人們不要過分突出重工業;二是強調發展輕工業，因為輕工業不僅可以提供大量消費品，而且還是為進一步發展經濟而積累資金的一個良好途徑。布哈林認為，支持優先指標的粗暴決定并不能代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提出來的任務——探索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最有利的相互關系”。

　　在其有關經濟政策的主要著作《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中，布哈林再次強調：“只有工業在農業迅速發展增長的基礎上達到了高漲這們的結合下，我們才能長期地保持最大的速度。”因為“我國工業的消費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民市場”，因此，工業的行情、積累和速度等等就不能不取決于農業生產力的增長。農業是工業發展的基礎，農業發展了，工業才有市場和原料。文中警告：農業停滯不前，無計劃地強制推行工業化和經濟建設而造成的不平等在日益擴大。布哈林繼續問道：“難道為了使重工業按照人們的愿望增長，就必須把全部或者幾乎全部資金都投到重工業上去嗎?用在短時間內最大限度地做法就一定能獲得人們所期望的增長速度嗎?”

　　事實證明了斯大林的決策弊端極大，給國民經濟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我們知道，在投資問題上有一條原則，這就是避免不必要地分散“投資戰線”。1927年，已經出現了“過分地分散戰線”的傾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新的建筑工地不斷增加，吞掉并滯留了巨額的資金。由于國家沒有能力同時搞這么多重工業項目，許多項目日期被拖延下來，從而造成經濟的不能真正的增長。一方面，已經開始的許多項目不斷的延期，有些甚至不得不完全取消;另一方面，許多需要資金的經濟部門又飽嘗得不到資金的痛苦。這種政策最終造成了后來的“商品荒”。

　　在這場爭論中，布哈林被斥為“工業化的敵人”。但是事情很清楚，他所竭力反對的是一種不可能達到的、因而是“虛假”的速度。他認為這種速度將會使蘇聯付出巨大的代價，而收到的效果將會越來越差。高速度地發展工業是必要的，重工業顯然應該處在優先的地位，從農民身上搜刮某些資金是不得已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布哈林認為，這些措施本身并不完整，必須制定出一些實際政策來補充這些措施。而斯大林恰好忽視了這一點，在工業化的問題上走向了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