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有一種強烈的諾貝爾獎情結，諾貝爾文學獎尤其受到廣泛的注目。作為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魯迅先生對于這個獎和對于本國文學都有清醒、理智的認識。早在1927年，瑞典考古探險家斯文·赫定來中國考察研究時，就和魯迅的北大老同事劉半農商量，想要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并通過魯迅的老朋友臺靜農寫信征詢本人的意見，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從當年9月27日魯迅寫給臺靜農的信來看，他的拒絕不僅僅是謙虛而已。有了這封信在，后人的許多解釋顯得有點多余，他在信中說：

　　“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那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么，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對自己的文學成就，他當然有謙虛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對這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民族彌漫著的虛榮心、虛驕之氣，一種最清醒、最徹底的認識，至少從日本仙臺棄醫從文以來，他內心一直渴望著這個民族能站起來。

　　另外還有一點不可忽略，魯迅先生對他自己也不無擔心，他怕接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崇高榮譽，自己又沒有條件安下心來從事文學創作，寫不出什么好作品，有負于這一榮譽，所以他說：

　　“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后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

　　1927年初到上海的魯迅深知中國新文學起步僅僅10年，用世界文學的尺度來衡量，中國確實還沒有產生足以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作品。他有自知之明的，不會被諾貝爾獎的光環照暈了頭。拒絕諾貝爾獎顯示了他無與倫比的明智。他雖然失去了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機會，卻無損于他在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

　　從他本人的文學生涯來說，自從《吶喊》、《彷徨》兩本小說集出版以來，他也確實沒有再安下心致力于文學創作。由于時代的和個人的種種原因，他在生命最后9年把主要精力用于寫雜文，雜文在《魯迅全集》中占的比例最高，其間僅僅完成一本不算特別出色的歷史小說《故事新編》，構思多年的反映他自己在內的四代知識分子命運的長篇小說終于沒有完成。在某種意義上，1927年以后的魯迅已與文學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