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降低行政事業單位車輛運行費用，保定市紀委、財政局、監察局于日前印發了《關于對市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公務車輛統一張貼“公務用車”標識的通知》，明確規定十月底前，該市六千輛公務車將全部帶“標”上路，接受社會各界監督。

　　許多制度的失敗，往往不僅是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制度運行的基礎秩序出了問題。套用制度與基礎秩序的關系來闡釋，“公車貼標識”不是什么制度，而只是規范公車的“基礎秩序”中的一環。公車有統一標識不一定能夠遏制公車私用，但公車與私車毫無差異卻簡直就是對公車私用的變相默許。因此，質問“公車貼標識”能否遏制公車私用，就像質問出租車貼標識能否遏制違規拒載一樣，基本是一個偽問題。

　　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在推出類似規定時，總是情不自禁地將之拔高到反腐制度的高度來理解，并試圖以此獲取公眾的好評。如此一來，可以簡單復制的“公車貼標識”做法，就成了屢試不爽的“反腐法寶”，真實效果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給民眾看”的宣傳效果。

　　如果“公車貼標識”，不僅是當作一項反腐制度推出，而且本身就是所謂公車反腐制度的全部內容，那么我們不得不說這只是在做給民眾看。須知，遏制公車私用首先是政府部門自身的職責，而不是公眾的責任。“公車貼標識”充其量就是方便公眾監督而已。如果所謂公車反腐制度的全部內容就僅止于此，則無異于對自身遏制公車私用職責的一種推卸和放逐。更何況，公眾并不掌握處罰與問責的權力，即使監督了舉報了，處罰不處罰以及如何處罰，那也根本不是“公車貼標識”所能解決的。比如，司法系統公車是標識最明顯不過的，可你看被私用的有多少。

　　在真正的公車反腐制度中，“公車貼標識”只是必要的一項基本配套。如果根本沒有嚴格監管的意愿，就算全市人民都來專門監督公車也無濟于事。一言以蔽之，公車反腐需要一整套相互配合的嚴厲監管制度，“公車貼標識”鼓勵公眾監督雖然討巧，卻是整個制度體系中最為細枝末節的。別的不說，一個保定市就有6000輛公車，這難道不比公車是否貼標識問題更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