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政府與市場邊界不清，我們現在的宏觀調控不得不大量采用行政手段，并且在相當程度上是中央政府調控地方政府。這種帶有行政博弈性質的調控不利于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

　　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全球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調整，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也面臨嚴峻挑戰。本次論壇以“危機、對策、改革”為主題，其主要意義在于，我們不僅要在應對危機帶來的短期沖擊方面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而且更應關注影響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特別是應認識到，貫徹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目標，關鍵在于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2008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對我國以外部需求主導增長的發展模式提出了挑戰，而從國內層面來看，經濟社會矛盾也日益突出。城鄉收入差距過大，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不完善。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成為經濟發展支撐力量，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難以充分發揮，制約了結構調整的進程，甚至加劇了結構扭曲。資源環境壓力也日益突出。

　　這些矛盾是長期發展過程中累積形成的，有的在一定的發展階段難以避免，但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對經濟社會發展構成大的沖擊。因此，盡管我們在應對經濟短期波動時不得不采用加大政府投資等手段，但同時不應忽視這些基本結構性矛盾的解決，要把應對短期經濟波動與解決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結合起來。

　　要改變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發展思路，就要認清新形勢下這種思路已經難以為繼。有位從事實際經濟工作多年的老領導提出，未來有三個不復存在或三個已經結束，即：大進大出的時代已經結束；企業高盈利和投資高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高耗能、高污染、無序和過度開發的時代已經結束。歸根結底，建立在上述前提下的高增長時代已經結束。什么時候不追求高速度了，什么時候經濟增長方式才能轉變。

　　1必須處理好的關系

　　實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一是就業與增長。充分就業是經濟增長的前提和合理性的標志，不能帶來充分就業的增長不能說是健康的增長。

　　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上世紀80年代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以拉動200多萬人就業，到上世紀90年代下降到了100多萬，21世紀以來基本徘徊在100萬左右，有時候只能拉動80多萬人就業，就業彈性由過去0.3左右下降到0.1。而2007年歐盟地區總就業彈性是0.78，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是0.48。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表明，一般發展中國家就業彈性平均在0.3～0.4。這說明我們基本上是世界上就業彈性最低的國家，也說明目前這種經濟發展方式難以充分帶動就業的增加。

　　我國就業彈性低的重要原因在于結構不合理，包括產業結構和分配結構。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可以大量容納就業的第三產業產值比重一直停滯在40%左右，就業比重停滯在30%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在1996年就達到了60.7%，其中發達國家在70%以上，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在65%。

　　從分配結構看，一國財富用于雇用勞動力投入越多，增加的就業機會就越多。我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從1980年的17%持續下降到2007年的11.32%，這本身就嚴重影響了就業總量。與此同時，行業分配差距持續擴大，特別是壟斷行業收入過高，最高與最低比達到11：1，進一步降低了就業彈性。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我國必須把就業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盡快扭轉就業彈性不斷下降的趨勢。

　　二是投資與消費。我國消費需求比重長期處于較低的水平，21世紀以來下降進一步加快。我國最終消費率自1981年的67.1%下降至2007年的48.8%，大大低于70%以上的世界平均水平；居民消費率從2000年的46.4%下降到目前的35%左右。與此同時，我國投資率始終處在較高水平，并且呈持續上升態勢。從2003年到2007年已經連續5年在40%以上，大大高于世界平均22%～23%的水平。如果2009年實現投資20萬億元，GDP增長8%，則投資占GDP的比重將達到60%以上。

　　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還遠沒有結束，保持較高的投資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問題在于過高的投資率并非完全基于這種合理性，忽視客觀條件，過分追求高增長也是重要原因。我國過高的投資率還與較高的國外需求相關，投資形成的供給有相當部分是由國外需求拉動的。當國外市場需求萎縮或者失去原來的強勁增長勢頭，如果國內消費需求增長不能擴大，產能過剩就會顯現。因此，要保持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改變過于依賴投資的增長模式，堅持擴大內需的長期方針，扭轉需求結構中消費比重持續下降的趨勢。

　　三是資本與勞動。我國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是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形成的。由于勞動市場發育及其相關制度的完善相對滯后，特別是沒有形成有效的資本與勞動的平衡機制，在勞動總供給長期大于總需求的背景下，資本力量過于強大，勞動要素在參與分配過程中并不能真正反映其實際價值。我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1996年為53.4%，2007年為39.7%，10年累計下降了13.66個百分點，而同期企業盈余份額則持續增加，累計增長了31.29%。這說明，資本收益和勞動報酬比例已經嚴重失衡，這是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根源之一，也是制約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重要原因。

　　一般來說，現代勞動市場中的工資水平不僅要受到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還要受到勞資雙方集體談判的影響。有人說在我國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的條件下，工資水平相對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問題的另一方面是，我們還沒有形成完善和有效的集體談判機制，特別是工會組織，在民營企業中還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在國有企業中仍實際作為企業“職能”部門存在。這樣，近年在眾多重大勞資糾紛或工人群體事件中，幾乎看不到工會的積極作用。

　　四是壟斷與競爭。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轉型而來，市場機制還不完善，由市場競爭自發作用產生的壟斷并非突出現象，對市場發展和競爭具有深刻影響的是行政性壟斷。

　　行政性壟斷的本質，是基于行政權力而產生的獨家或少數企業對市場的壟斷。我國行政性壟斷的規模之大、范圍之廣，遠遠超過一般市場經濟體，并且仍然有擴大趨勢。

　　在行政性壟斷廣泛存在的條件下，市場供求關系必然嚴重扭曲，市場難以有效發揮優化資源配置作用。我國經濟結構長期得不到有效改善，與行政性壟斷得不到有效抑制是密切相關的。我們無論在討論中小企業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問題，還是討論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擴大內需、增長方式轉變乃至產品與服務價格調整等一系列問題，抑制或限制行政性壟斷總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顯然，如何有效抑制行政性壟斷，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經濟實現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

　　五是政府與市場。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不斷向市場分權，擴大市場運行空間，政府直接干預經濟活動的范圍大大縮減，但就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邊界而言，還有相當的距離，政府功能的錯位、越位和缺位現象依然較為普遍。

　　由于政府與市場邊界不清，我們現在的宏觀調控不得不大量采用行政手段，并且在相當程度上是中央政府調控地方政府。這種帶有行政博弈性質的調控不利于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在經濟轉型期，政府應根據市場化實際進程，逐步退出不適宜政府直接介入的領域并削減直接“干預”經濟的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