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師大的一次演講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講的題目是《門外談詩詞》，是拿我的短項和安師大的長項來切磋，這是一種帶有自殺性的但并不恐怖的行為。我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求教。這是不是也反映了我的一些自私心理：如果我有什么長項可講，譬如談小說創作什么的，預備留到下次，以后我還不斷地來安師大。所謂“門外談”，就是因為它是我的弱項。我對中國傳統詩詞的閱讀，大致保持在《唐詩三百首》和《千家詩》的水平上，但是我有興趣，對一些問題愛瞎琢磨，就是我說過的“野狐禪”。所以希望在座的真正的詩學專家能給予指導。我想就三個問題和各位同好們進行討論。一是關于“詩言志”的問題；一是關于詩詞的寄托和它的含義；一是中國傳統詩詞的整體性與個人性。

一、關于“詩言志”

     先說“詩言志”。我覺得“詩言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和西洋的文論不同。西洋文論大體上就是“再現說”和“表現說”。“再現說”基本上是反映論：詩歌也好，其他的文學作品也好，都是現實生活的一種反映。俄國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就有一個著名的命題：“美即生活。”“表現說”則認為主要是自我的表現。“詩言志”不像是“再現說”，不像是“反映論”，也不像是“自我表現論”，因為“自我表現”什么都能表現，既表現“志”，表現“情”，也表現“思”，西洋文學還喜歡表現“欲望”。“詩言志”和“自我表現”有相通之處，但不太一樣。我覺得孔子講“興”、“觀”、“群”、“怨”更集中，因為“興”、“觀”、“群”、“怨”說包含了“表現”和“再現”的東西。“詩言志”不但指表達自我，而且有表現精神生活走向的問題——我的精神生活往哪里走，往什么方向去；既包含著價值判斷，也包含著審美判斷——我傾向于什么，喜歡什么，因為“志”就是“志趣”。當然“志”也可以再現，因為“志”也可以是“縣志”、“人物志”的“志”。

    “志”不是絕對的，有許多詩，不太好分析它是言什么志，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有點“志”，就是返歸大自然。不過確實有許多動人的詩表現了詩人的精神走向。這里舉一些最簡單的例子。杜甫，很有仁者之風，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眼前何時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里“志”很容易理解，我不作解釋。李白那些膾炙人口的詩，也表現了他的精神上的一些走向。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有點兒說大話——李白喜歡說大話，說大話也不見得壞，既無損于別人，也不會給他帶來虛名和多少實惠。中國詩里說大話非常多，這與“詩言志”的觀念有關——“志”越大越好，不是越小越好。這兩句詩很樂觀，很自信。實際上，“天生我材必有用”是一種人生，“天生我材沒有用”也是一種人生，“天生我材不得用”也是一種人生，“天生我材更倒霉”也是一種人生，“從來才命兩相妨”也是一種人生，“文章憎命達”同樣是一種人生，但到李白這兒是“必有用”。這個大話說得很好，對人有鼓舞作用。李白詩多表達這種東西，如“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仰天大笑出門去，吾輩豈是蓬蒿人！”更是說大話了，其實他不是蓬蒿人，跟蓬蒿人也差不多，他沒有看透這一點。

    我舉一個李商隱的例子，因為我冒充李商隱詩歌的愛好者已達十余年了。李商隱的詩不大容易看出“志”，它有一種彌漫性和惶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這是達到了極致的境界，既是“物境”，也是“心境”；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李商隱多少有點兒唯美，他能夠把悲哀、失望、惶惑乃至于頹廢變成非常美的東西。人生有很多消極的東西，就好比病毒，對于大多數人來講，它有毒化精神的作用，但經過唯美處理以后呢——就好像是病毒經過培養、稀釋——就不再是毒害而是豐富你精神的東西，它可以增強你的免疫力。李商隱和別人不同，他喜歡用“金”啊、“玉”啊這些很貴族很繁復的語言來表達那些最悲哀的情緒。沒有經過這種“免疫”處理的，就好比一出門就碰到一件很悲哀的事，譬如一個好朋友死了，或是一場車禍，或是一個人吊死在你眼前，你會覺得非常晦氣，一天的情緒都很低落。但是，經過“免疫”處理就不一樣了。同樣是出門碰到喪事，如果治喪者請你修改一首非常漂亮的追悼死者的詩，你對文字、章句的愛不釋手、愛不釋目就會減輕你對死亡的痛苦，使這種痛苦變得比較能夠忍受。我講《紅樓夢》時，常舉一個例子——《寶玉探晴雯》，這也是一出非常有名的梅花大鼓的段子。晴雯死了，大家非常痛苦，賈寶玉尤其痛苦，他做了一篇《芙蓉女兒誄》，在那兒讀，被林黛玉聽見了。黛玉說做得非常好，但“芙蓉帳里，公子無緣。黃土壟中，卿何薄命！”幾句詞應該改一改。寶玉改了一個詞兒，林黛玉又感到這個詞兒是針對她的，忽然變得非常難過。這里寫的就是把一件十分悲哀的事審美化、文字化、語言化、文學化，變成一種純美的東西，使得人和悲哀之間有了一種間離的感覺。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我在這兒不細說。

    外國的這種唯美主義更可怕，不僅可以美化悲哀，還可以美化暴力事件。去年我在《讀書》雜志上寫過談莎樂美和潘金蓮的文章，莎樂美是位很乖張卻很漂亮的公主，她愛上“先知”，可是“先知”不愛她，于是她要求菲力王把“先知”的腦袋割了下來，她捧著這個腦袋親吻。中國人看了，會覺得非常恐怖，可是王爾德經過一些處理，使它純美化了。所以在李商隱的詩里，我們讀到的既不是杜甫的那種“仁者愛人”的“仁”，也不是李白的那種樂觀、闊大、浪漫、說一些大話，而是一種彌漫的對美的追求。這里引用一段梁啟超關于李商隱詩的評論文字：“義山的《錦瑟》、《碧城》、《圣女祠》等詩，講的什么事，我理會不著。拆開來一句一句叫我解釋，我連文義也解不出來。但我覺得它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須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

    關于“詩言志”，我想更多地舉一些今人和近人的例子，因為這些人在詩學上不太被重視。我今天早上請教過余老師，我說咱們的詩學研究不大研究今人、近人的詩歌，但今人、近人在“言志”上所達到的成就，有些方面超過了古人。我特別想從清朝的龔自珍說起。我覺得現在很多人的“言志”傳統是從龔自珍那里來的，因為龔自珍面臨的是清朝社會的解體和腐爛，他自己才能又很高，個性又比較強，又有很多毛病——據說龔自珍也是一個愛說大話的人，而且好賭，黃、賭、毒他至少占一樣——他與社會、環境、體制之間有各種各樣的矛盾，所以他的詩里處處表達出他的那種自信、胸懷和不得志的悲哀。如《夜坐》：“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一山突起丘陵妒”——小山包都嫉妒高山，這寫的顯然不是山和山之間的關系。我們只知道人和人之間有這種嫉妒的關系，山和山之間沒有，黃河不會嫉妒長江，珠江也不會嫉妒黃河；動物之間有沒有嫉妒還待考——可能有，因為一群馬里有兩匹公馬，它們就斗得不可開交——但是人之間比較明顯。再如《己亥雜詩》“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將自己比喻成“落紅”，“化作春泥”還要“護花”，這已經成為經典了。毛澤東主席在鼓吹“大躍進”、鼓吹人民公社、鼓吹農業合作社、鼓吹“三面紅旗”的時候，也用了龔自珍的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有人批評龔自珍這首詩寫得并不好，太直白了。但是，要知道許多名詩都非常直白，杜甫很多詩直白，李白很多詩也很直白。我覺得龔自珍這首詩還是非常的好，不管他吹牛也好，好賭也好，還是以天下為己任，覺得“本人不出，如蒼生何？”——中國的詩人都覺得自己非常重要，所以他要管到“天公”那里去，希望“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好賭一點，也還算是人才。當然，“萬馬齊喑究可哀”是非常沉痛的，沉痛表達了深度。有時候，詩寫得越是沉痛，就越顯得有深度；如果寫得快樂就顯得傻（這不一定對，因為一個人快樂也可能是很深沉的），你必須做悲戚狀，做沉痛狀，做痛心狀。我也正在思考這個問題，以后給你們講什么，少講一點兒笑話，多含一些淚水。再如《湘月》“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把歷史上的立業、立德、立言、立功都放在了腳下；“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銷魂味”，把一切全概括進去了。我覺得龔自珍這樣的詞，已經超越了很多古人，但沒有得到很高的評價。我們再舉秋瑾的例子。她寫物，顯然是言志，是表現她的志趣、她的“品”——中國人講“詩品”、“境界”、“格調”，都和“詩言志”這個傳統有關。秋瑾并不是專業詩人，主要是革命家，她的詩從專業的角度看或許可詬病，但的確寫得好，如《寶劍詩》“神劍雖掛壁，鋒芒世已驚。中夜發長嘯，烈烈如梟鳴”，劍掛在墻上，其鋒芒卻使世界震驚——這位“鑒湖女俠”真是不簡單。又如《詠梅》：“開遍江南品最高，數枝庾嶺占花朝。清香猶有名人賞，不與夭桃一例嬌。”顯示出自己與眾不同和那種特別的銳氣。

    講到現代知識分子，人們總是愛提到幾乎被樹為偶像了的、被神圣化了的一些人。今天不討論思想史的問題，可以看看他們的詩究竟言的是什么“志”。譬如王國維，他是不愿看到清朝滅亡而自殺的，對此有各種說法和解釋。他有極高的才華和地位。這里舉一首他的《詠史詩》：“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王國維是一位學者，但志趣不僅僅是考證一下文字，或者是寫寫詞話什么的；他也志存高遠，充滿了治國平天下的壯志，或者說是一個情結，甚至超出了別人對他的期許。

    再看建國以后，有些言志的詩寫得太有味道了，值得我們稍微回顧一下。先說鄧拓。他是一個老革命，書法很好，曾任《人民日報》主編，常受到毛主席的批評，有時也受表揚；后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管文教工作；“文革”開始后不久，墜樓自殺。他的《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影響比較大。“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屈指當知功與過，關心最是后爭先。平生贏得豪情在，舉國高潮望接天”。這是一首七律，但真正的內容只有三句。第一句是“筆走龍蛇二十年”，是說做革命文字工作，包括傳媒工作、寫作工作、文教工作，已經二十年了；“分明非夢亦非煙”，完全可以不要，是用來湊韻腳的。第二句是“文章滿紙書生累”，也是最關鍵的一句，是說我寫的東西太多了，變成了一個累贅、一個負擔、一個麻煩——果然，他最后死在這上面，因為寫了《燕山夜話》。“風雨同舟戰友賢”，這句也用不著，一是為了對仗，“文章”對“風雨”，“滿紙”對“同舟”，“書生”對“戰友”，“累”對“賢”，對得很工整；一是為了表達一些積極的思想，因為他畢竟是黨的高級干部——但從意思上看，總覺得別扭，“文章滿紙書生累”怎么變成“風雨同舟戰友賢”了呢？從哪出來這么正確、這么好聽的一句呀？第三句是“屈指當知功與過”，這話任何人都可以說，但鄧拓這兒很沉痛，因為他編《人民日報》老受批評，這么多年自己的功過，誰與評說？他感到很沉重，很悲傷。“屈指功過”這話太消極了，所以必須加上一句“關心最是后爭先”，就是說，我是落后了，但我要爭取先進。這真是一個好黨員，一個好同志，完全符合保持先進性的要求。就憑這三句，我覺得這首詩寫得非常好。

    再講陳寅恪。陳寅恪也不以詩著名，他是一位史學家，雙目基本失明，在廣州中山大學。我們看他的《丁亥春日閱花隨人圣庵筆記深賞其游旸臺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當年聞禍費疑猜，今日開編惜此才。世亂佳人還做賊，劫終殘帙幸余灰。荒山久絕前游盛，斷句猶牽后死哀。見說旸臺花又發，詩魂應悔不多來。”這里我們能看到什么？我說不好，因為我對陳寅恪不太熟悉。但從詩里如“世亂”、“聞禍”、“斷句”這些詞中明顯感覺到，面對新中國的建立，中國的動蕩，他有一種生不逢時、正逢亂世之感，這和后面要說的革命家完全不一樣。再如“荒山”，還流露出荒蕪感；“死后哀”，又流露出悲劇感。此詩所表現的正是陳寅恪在大變動中的那種六神無主和悲哀。

    聶紺弩也寫了很多沉痛詩篇。他是左翼文人，后來劃為右派，去勞動。他本不寫舊詩，而寫雜文、評論。“大躍進”時，勞動隊要求他一天寫二十首詩歌頌“大躍進”。他寫勞動的詩極好，有些很沉痛，有許多刺人的句子，如《血壓三首之二》：“爾身雖在爾頭亡，老作刑天夢一場。哀莫大于心不死，名曾羞與鬼爭光。余生豈更毛錐誤，世事難同血壓商。三十萬言書說甚，如何力疾又周揚。”“哀莫大于心不死”，改自孔子“哀莫大于心死”，意思是說你必須死心，否則更悲哀。“余生豈更毛錐誤，世事難同血壓商”，大概是因血壓高而生感慨：詩文工作已耽誤我半輩子，余生還會因為搞詩文而受害？但世事如同高血壓，沒法商量，所以他顯得很無奈甚至很沉痛。《賀胡風八十壽辰》：“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胡風曾因“三十萬言”談文藝問題而被打入另冊，到八十壽辰時已三十年。此詩寫得也非常沉痛。《挽雪峰》頷聯“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也極為沉痛——文章可以亂寫，但真正的思想像錐子扎著我的心，沒法子說呀！哪里敢說呀！哪里能被人理解呀！這樣字字見血、擲地有聲的句子古往今來是不多見的。聶紺弩詩里有許多名句，如“男兒臉刺黃金印，一笑心輕白虎堂”，前句用的是林沖的典故——因誤入白虎堂而判罪，臉上被刺字，對此，聶紺弩卻是豪言壯語——“一笑心輕白虎堂”；再如“高低深淺兩雙手，香臭稠稀一把瓢”寫掏糞；“一丘田有幾遺穗，五斗米須幾折腰”寫拾麥穗的牢騷，都表現了他很特殊的“志”。

    再看錢鐘書，他的詩非常古雅，不大容易看出“志”來，但有幾首“志”很驚人。如“弈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應褪凈，夜來無夢過邯鄲”，最后一句寫的大概是夜坐火車過邯鄲，用了“邯鄲一夢”的典故，然而錢先生過邯鄲卻沒有夢，這是錢先生的特點，因為他看一切都非常透徹，從不跟著“往上走”。此詩作于1957年，當時一些知識分子對一些事情非常熱心，激動萬分，如解放前編過《觀察》雜志的儲安平先生，因為被吸收為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興奮不已，以為受到知遇，將要為國家做出巨大貢獻，錢先生卻覺得他未免太天真——果如所料，儲安平不久即被劃為右派，最后不知所終。錢先生就是這么透徹、清涼，所以他“無夢”。不過我覺得錢先生是不是太涼了點（體溫絕不到37度），人活一輩子連點“夢”都沒有，未免有些遺憾；再說大家都這么透徹，國家還有救嗎？我忍不住插這么一句，并無對錢先生不敬之意，錢先生這詩寫得非常好，值得學習。錢先生有些詩寫得淡一點，也非常好，如《老至》：“徙影留痕兩渺漫，如期老至豈相寬。迷離睡醒猶馀夢，料峭春回未減寒。耐可避人行別徑，不成輕命倚危欄。坐知來日無多子，肯向王喬乞一丸。”頸聯是說我只能避開眾人另辟蹊徑，如若不然就等于不要命。詩寫到這一步，不再是詩，而是人生的況味、生命的體驗、精神的呼號和巨大的嘆息。歷史上這類詩不少，如文天祥的《正氣歌》就不是作為純詩來寫的。

    當然，1949年后的知識分子也有很愉快、很幸福的體驗，如老舍《今日》：“晚年逢盛世，日夕百無憂。兒女競勞動，工農共戚休。詩吟新事物，筆掃舊風流。莫笑行扶杖，昂昂爭上游！”（載一九七七年十月《人民文學》） 詩寫得很真誠，表達的是在新中國如魚得水其樂無窮的心情。

    在社會變革中，一些堅定的革命家也寫出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他們的“志”同樣非常感人。如毛主席著名的《沁園春·長沙》，“獨立寒秋，湘江北去”，無論如何表達了非常高遠的志向，特別是“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表達了人與萬物欣欣向榮的“競自由”的精神；還有“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毛澤東青年時代所表達的志向是他人所無法比擬的。

    周恩來的詩也是非常好的，但后來不寫了。《大江歌罷掉頭東》：“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十年面壁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第三句是經典，是人生的哲學原理，人都要有“十年面壁圖破壁”的決心，但“面壁”不是目的，“面壁”是“圖破壁”，“破壁”是擺脫束縛，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僅此一句這首詩就非常好。

    陳毅的詩，特別是在戰斗中寫的詩也非常好，如“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這種革命的豪情，這種激越，讓人不能不欽佩。

    總之，“詩言志”為詩詞帶來了一些很不尋常的東西。詩詞能見境界、見個性、見修養，以致含有某種神學意味，有時像寓言，有時似讖語，詩人在詩中好像預見了自己命運，由詩可以判斷詩人的命運。

二、詩詞的寄托與含義

    詩什么都可以寫，如風花雪月、花鳥蟲魚、陰晴寒暑、生離死別……但除所寫的這些外，我們往往覺得還有“言外之意”，有象征意味。有些寫愛情的詩表達的是對君王的感情，是政治熱情，這是最令人納悶的，因為外國人與此相反，他們認為最本初的、最激動的是男女之情，寫什么都以愛情為最高參照系。如俄國杜波羅留波夫去世后，著名詩人涅克拉索夫寫追悼詩，有一句“他愛祖國就像愛女人”。這在中國是太反動了！愛祖國怎么能就像愛女人呢？小流氓也愛女人啊！我曾經請教葉嘉瑩先生這個問題，她說：不得不承認，中國歷代知識分子都有一種情結，即希望為世所用，受到明君賞識，希望自己不僅僅是“屠狗”、“雕龍”，而能夠輔佐明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感情非常深，在基因里代代相傳，變成中國人尤其是中國詩的文化密碼、語碼。

    有的非常明顯，如“香草美人”，屈原就寫了很多的“香草”、“美人”，表達的是對楚君的一腔忠誠，屈原說自己愛楚君如同愛美人。再如王建《新嫁娘》：“三日入廚下，洗手做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講的實際是官場，“新嫁娘”指新上任的官員，“姑”指“老板”，即上司。新官員要想得到“老板”的賞識，起碼不讓他討厭，就必須了解他的習性，但又不能直接問，所以就多咨詢“小姑”——“老板”身邊的人。我覺得這樣理解是有道理的。當然，將它看成僅僅是描寫新嫁娘也是合適的。

    也有些值得爭論。如楊巨源《城東早春》：“詩家清景在新春，綠柳才黃半未勻。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有的說是講做詩的，詩人的構思就像新春，必須抓住時機，不能等到大家都寫才去寫，不要趨時，不要從眾。而詩論家卻認為它是講用人的，即在人“才”萌芽時，就要察微識漸，實施培養、使用計劃，這種理解不能說沒有道理。我認為如何理解此詩關鍵不在于楊巨源當初寫這二十八個字是否有意獻給吏部，而在于世界上有許多事理是相通的，只要事理相通，怎樣理解都可以，譬如說是講科研、經商、管理、體育鍛煉等都可以。

    我對這個問題有興趣并非始于詩，而是散文。四十年前我讀魯迅《雪》，看到馮雪峰先生的解釋，他說《雪》作于大革命時期，文中南方的雪代表革命力量，是明艷的、美麗的、北方的雪則象征軍閥，是腐朽的、垂死的。而我閱讀的感受截然相反，如魯迅者，他愛的是在北方的雪，魯迅的性格正是北方的雪而不是南方的雪。所謂“幾個孩子來訪問他，對了他拍手，點頭，嬉笑”， “晴天又來消釋他的皮膚，寒夜又使他結一層冰”，“嘴上的胭脂也褪盡了”，都有春秋筆法，包含著他對表面濃艷、美麗，青春一樣的南方雪的某些憐憫乃至嘲弄； “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霧，旋轉而且升騰，彌漫太空；使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 “是死掉的雨”， “雨的精靈”， “是孤獨的雪”，這才與魯迅的精神相通。同時我又認為，魯迅《雪》就是寫雪，寫北方雪無意于“夫子自道”，寫南方的雪也無意于象征別的什么，但這卻是魯迅的雪，不是冰心、張愛玲的雪，也不是胡適、巴金的雪，這里的雪有魯迅的個性。

    寫作上常常有這樣的情況，有時甚至能構成文字獄。你如實地寫一樣東西，但讀者能夠聯想到很多，因為你已經將自己的靈魂與所寫對象融合起來。這里我舉一個自己的例子。1956年9月我發表《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次年初老作家康濯寫了一篇批評文章。小說有一段寫主人公林震與趙惠文告別，趙惠文說：“你聞到小槐花的香味了嗎？它比桃李濃馥，比牡丹清雅，你聞不見，真是的。”我寫作時并無任何動機，只是表現二人之間心情的交流，但康濯老師作了特別精彩的分析，說兩個主人公用桃李比喻蕓蕓眾生，牡丹比喻權貴，他們既看不起蕓蕓眾生又看不起權貴。這樣的分析盡管有對我產生不良后果的可能，但我不能不佩服，它比我寫的偉大，也許與我所寫的真的存在著某種聯系，因為它反映著人們精神生活的走向。

    古典詩詞更是如此。我曾經與葉嘉瑩先生討論溫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詞描寫一位美麗女子的閨中生活，但清人張惠言認為是表達士人不為所用的苦悶。我實在無法理解溫庭筠寫此詞就是為作政治的諷刺，但世上的事有許多是相通的，一個女子的貌美得不到世界的承認，既不能參加選美，也不能參加模特兒大賽，甚至不能被某個“大老板”看中給“包”過去，在那兒閑置著，她和一個很有才能的人在那種體制下得不到重用是一樣的，而偏偏中國的知識分子人人都相信自己有偉大的才能，李白、杜甫、李商隱、韓愈、王安石、蘇軾等都相信。再舉杜甫《春夜喜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現在頻頻被使用，不是作為對雨的描寫，而是作為一種道德的標準，尤其是師范教育的標準——我們要為人師表，要桃李滿天下，要“潤物細無聲”。但詩本身字字寫的是雨，尤其是“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由此我們得出結論：如果你是“仁人”，你所寫的雨、雪、花、風、草、山、水就都有“仁心”存焉；你是“義士”，就都有“義氣”存焉；你是不合時宜的“牢騷鬼”，你寫的酒、肉、娶媳婦、聘閨女，也都會充滿牢騷。相反，如果非常執著地用考證的方法解釋詩，說它是為寫什么而不為寫什么，就會煞風景，扼殺詩意。越是好的詩，相通的東西越多，與人生況味相通，與詩人自己的精神走向相通，與剛剛發生的某些大事相通，甚至與某種科學道理相通，就像魯迅的《雪》一樣。解詩不能非得坐實，關鍵是詩本身有沒有概括性和普遍性；有時坐實了，反倒會把一首詩殺了。我在《新民晚報》上看過一篇文章，作者說自己一直弄不懂白居易《花非花》“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云無覓處”，可他們家保姆一看就懂，說這是謎語，謎底是冬天玻璃上的“霜花”。她解釋得好極了，簡直是個天才保姆，可也是白居易的天才“殺手”。我原來非常喜歡這首詩，可是現在每每想到這個保姆的解釋，就如同吃了一只蒼蠅。所以我們解詩，盡可能地不要超出情理所允許的范圍，不要忘了它是一首詩，要留有聯想的余地。

三、傳統詩詞的整體性特征與個性特征

    中國的詩歌傳統與外國不同，譬如講“出處”。《紅樓夢》十八回寫元春省親，命賈寶玉題詩，賈寶玉用了“綠玉”二字，薛寶釵說元妃最討厭“綠玉”，叫他改成“綠蠟”，寶玉問“綠蠟”可有出處，寶釵說出自唐朝錢翊《未展芭蕉》開頭第一句“冷燭無煙綠蠟干”。（后來我看紅樓夢的注解，說曹雪芹寫錯了，這首詩原是宋朝的馮珝寫的。）什么都用典，什么都得用陳言，要求無一字無出處，無一字無來歷，這確實討厭，五四時期最受批判；真正的大詩人，是敢于用新鮮詞語的。但這也是有原因的，中國的詩詞好比一棵大樹，一棵漢語的大樹，一棵文學的大樹，你用傳統詩詞形式寫出來的就是這棵大樹的一片葉、一個芽，必須與這棵大樹“匹配”。

    我所以想到這點，是受一些老朋友寫舊體詩詞的啟發。現在一些老人喜歡寫舊詩詞，有的寫得還行；有的寫得實在可怕，怎么看都不像。其原因很簡單，他們沒看過《唐詩三百首》，也沒有背過《千家詩》，不是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嗎？對此，葉嘉瑩老師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解釋，她說中國的傳統詩詞有自己的語言系統，學寫詩詞就像學外語，必須背，背下來，寫得就像。人們寫詩詞并不把自己的創作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中華民族的精神之樹、語言之樹放在第一位，所以要找“出處”，這樣味兒才對。現在有些人的詩詞，雖然也用一些詞，就是味兒不對，以致讓人覺得他倒不如去寫快板、三句半、順口溜什么的，就是不應該寫舊詩詞。

    中國人是不講知識產權的，歐陽修有一首《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李清照非常喜歡這首詞，寫了許多“庭院深深深幾許”，這是抄襲嗎?芽不是抄襲。再如毛主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來自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唱雄雞天下白”來自李賀《致酒行》（“雄雞一聲天下白”）。最近，《文匯報》上有一場爭論，著名詩人流沙河說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中“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是“剽”諸葛亮的《黃牛廟記》中“亂石排空，驚濤拍岸”；另一位老師反駁說并非如此，因為《黃牛廟記》可能是偽作，而且可能是蘇軾以后人的偽作。我覺得即使《黃牛廟記》確實是諸葛亮之作，蘇軾在詞中化用這兩句，也與剽竊毫不相干，因為中國詩詞里這種情況太多太多，根本不能用現在的知識產權的觀念去作評判。化用你的詞，和你的韻腳，可以傳為佳話。

    但是講“匹配”也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即陳陳相因，難有個性。中國古代大量詩詞很雅、很美、很貼切，音韻、用字、煉字達到很高水平，就是缺少個性，結果是有這首詩不多，無這首詩不少。如乾隆皇帝一生寫了兩萬四千多首詩，都沒有大毛病，但沒有一個人承認他是詩人，其詩還不如“張打油”的《詠雪》“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這首詩雖是胡鬧，反倒給人留下點兒印象。“張打油”的這首詩，我覺得還有點味兒。“江上一籠統”，就挺有意思；“井上黑窟窿”，有藝術感覺，能夠把井看成黑洞，而且“黑洞”是非常摩登的概念，“黑洞”概念原來是張打油首先提出來的！？“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也還有些幽默，不算黑色幽默，也不好算黃色幽默，可以算“白色幽默”。由此可見，先得“面壁十年”，好好背《唐詩三百首》、《千家詩》，然后還須“圖破壁”。

    講到這最后一個問題，我要和第一個問題聯系起來，真正能言“志”就有個性，否則就只能人云亦云，成為應酬之作。

    中國詩詞既是個人的又是整體的，如果你對中國詩詞不熟悉，不背上幾百首詩詞，就貿然寫傳統詩詞，是會很令人遺憾的；反過來說，你如果不能寫出個性，不能寫出錐心之語，不敢破壁，也寫不出好詩來。

    本人作為一名傳統詩詞的愛好者，見識不多，以此就教于安徽師范大學的專家們！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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