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都需要公共政策和制度設計的及時跟進，將這一小步的進步結結實實固化下來。否則，這種進步就可能成為一把雙刃劍，一邊所謂取得了社會進步，一邊吊起公眾的胃口，然后讓民生的期待再次落空，傷及政府公信。

　　10月28日，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進行三審的《侵權責任法(草案)》新增規定：城鄉居民死亡賠償“同命同價”(10月28日《中國青年報》)。無獨有偶，目前，人保部正在研究制定工資支付相關法規，“同工同酬”將首次作為立法內容。(10月28日《重慶晚報》)

　　也許是個巧合，加上城鄉居民享有“同等選舉權”，在短短兩天內，這幾個“同×同×”讓人耳目一新。無論是“同命同價”、“同工同酬”還是“同等選舉權”，都直指城鄉二元的藩籬，直面一些陳舊的、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公共政策。無論是事關國民待遇、社會公正等宏觀主旨的意義，還是在事關國民薪酬、死亡賠償等具體福祉上，都有著非同凡響的意義。越來越多的“同×同×”，體現了社會和時代的進步。

　　但任何制度的改進，以及它在公共生活中發揮的作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除卻社會公平、國民待遇、國民權利、人人平等等這些“務虛”的價值之外，在輿論一致叫好的同時，我們更為關心，或者說更值得追問的是：“同×同×”到底能帶給百姓和民生多少看得見、摸得著的權利和實惠？或者說，這些“同×同×”在具體的實施中，有多少能夠真正落到實處，真正惠澤民生，真正實現“同×同×”？

　　先說“同命同價”，因交通事故、礦山事故等造成死亡人數較多的，今后“可以不考慮年齡、收入狀況等因素，以同一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諸多的定語，似乎就“話中有話”，言外之意，“同名同價”是不是只適用于“死亡人數較多”的交通、礦山事故這種“特殊情況”？要知道，在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法律明確規定死亡賠償金的計算標準，那么，在既有的城鄉二元戶籍結構之下，在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20年計算的司法解釋之下，如何讓“同命同價”適用于每一個國民？

　　再說“同工同酬”，其境況更讓人不樂觀。眾所周知，在現有的用工體制之下，有公務員，有事業編制，還有臨時用工、合同工等三六九等，有雷打不動的鐵飯碗，有朝不保夕的泥飯碗，編制不同、身份不同，工資待遇也不同。在這樣一種現實境況之下，指望一個人保部的立法就想實現“同工同酬”，顯然是有點太天真了。“同工同酬”的實現，尚有賴于人保、勞動、用工體制等各個方面的一個宏觀的治道變革。“同工同酬”，在立法層面給予認可，只是第一步，一小步。

　　而“同等選舉權”也同樣如此，可能僅僅具有象征意義。看看每年的兩會，代表們大多是來自城市和各行業的社會精英，作為底層的農民等弱勢群體，無論是話語權，還是參政議政的意識和空間，在目前看來還是極為有限的。“同×同×”的接連出現是一種進步。但是如何把這種進步，真正化為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福利，這考驗著公共管理者的智慧。一方面，我們不能急于求成，但在取得哪怕是一小步的進步之后，都需要公共政策和制度設計的及時跟進，將這一小步的進步結結實實固化下來。否則，這種進步就可能成為一把雙刃劍，一邊所謂取得了社會進步，一邊吊起公眾的胃口，然后讓民生的期待再次落空，傷及政府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