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引

    元化先生生于一九二零年，從小就受到“五四”思潮的洗禮，他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喜愛魯迅。早年在魯迅精神的感召下，在抗日烈火紛飛的年代里參加革命，從事文藝工作。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八月八日，日軍開進北平。駐城國軍要撤走了，北平一片混亂，到處是準備逃難的人群，元化先生全家也夾雜在其中。聽說日軍要抓知識分子，書籍和鋼筆只得扔下，可是他實在不舍得那一幅自己畫的魯迅像和兩冊《海上述林》，就瞞著家人塞入箱里……

    元化先生今年已經八十有六，目力不濟，讀寫都困難。今年是魯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書屋》雜志委托我向他組稿。我與元化先生商量的結果，由我將先生過去所寫有關魯迅諸篇，摘其精要，匯編在一起，以便讀者閱讀。

                                                                          編 輯 者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

    魯迅在一九一八年發表的《生命的路》，今天讀來還使我們感到它的分量。他說：“無論什么黑暗來防范思潮，什么悲慘來襲擊社會，什么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這是多么雄壯，多么勇敢，多么充滿信心！他的熱愛一直傾注在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卑微靈魂身上。即使像《阿Ｑ正傳》這篇被人歪曲為作者“心里藏著可怕冰塊”的諷刺小說，如果我們理解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基本命意和喚醒昏睡麻木的自覺企望，那么，無論如何也不能夠把“冷嘲”和“滑稽”這種曲解胡說去侮辱作者的。長期以來有一種偏見，以為揭發弊端就是出于心懷惡意。但是要知道……對于舊的批判得愈深，對于新的則愛之彌切。我們應該這樣理解魯迅，也應該這樣理解那些懷著真誠的愛去揭發社會弊端的作家。

摘自一九五三年所寫《人格力量與思想力量》   

二

    ……寫魯迅傳不必拘于一格，如果有人采取另一種寫法，像車爾尼雪夫斯基寫的以別林斯基文學活動為中心《果戈理時期俄羅斯文學概觀》那樣，從我們現代文學史的波瀾起伏的背景上，理出魯迅的思想脈絡和他在每一歷史階段留下的戰績，那也是很有意義的。不過，這就需要對魯迅的對手，如早期代表文化傳統派的《甲寅》雜志、陳西瀅和他所屬的新月派首領胡適、提倡語錄體小品文的林語堂和以苦茶名齋的周作人，以及在另一領域內，而屬同一營壘的創造社、太陽社，直到晚年時“左聯”內部的兩個口號之爭，都進行系統的探討，占有充分材料，才能作出公正的史的評述。如果只根據魯迅本人的文章來品評，明于此而昧與彼，那就會使他的許多針對性的觀點難以索解。似乎我們至今還沒有充分掌握魯迅對手的資料，把雙方的觀點擺出來，作出實事求是的深入評述。今天我們可以用清醒冷靜的頭腦公正地去評價過去我們文學史上的那些功過是非了。不能以單純的頂禮膜拜之情，更不能以意氣用事的褊狹之見來代替科學的論斷。讓我們采取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果戈理時期俄羅斯文學概觀》中論述別林斯基與波列伏依、森柯夫斯基、歇維遼夫的論爭時，以及在論述別林斯基所屬的斯坦凱維奇小組和赫爾岑所屬的奧格遼夫小組之間發生分歧時，那種忠于歷史、尊重事實、公正無私的良史直筆吧。

摘自一九八一年所寫《關于魯迅研究的若干設想》   

三

    魯迅寫的《論辯的魂靈》、《犧牲謨》、《評心雕龍》等雜文中所勾畫出來的強詞奪理的詭辯，十分深刻地揭露了一直在我們社會中流傳不絕的陰鷙反噬之術。試舉第一篇的一則為例：

    你說甲生瘡。甲是中國人，你就是說中國人生瘡了。既然中國人生瘡，你是中國人，就是你也生瘡了。你既然也生瘡，你就和甲一樣。而你只說甲生瘡，則竟無自知之明，你的話還有什么價值？倘你沒有生瘡，是說誑也。賣國賊是說誑的，所以你是賣國賊。我罵賣國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最有價值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我的話既然不錯，你就是賣國賊無疑了！

    我們是多么熟悉這種詭辯術。如果有人采用綜合研究法，從邏輯學和文化心理學角度加以剖析，揭示這種詭辯怎樣玩弄權詐，乃是很有意義的。可是這項工作，魯迅研究者沒有去做。為什么竟遺漏了比馬克·吐溫《競選州長》所揭露的造謠報紙更可畏、更毒辣如上述“鬼畫符”之類的豐富材料呢？似乎沒有人去探討魯迅著作中這方面極有價值的材料……

摘自一九八一年所寫《陰鷙反噬之術》    

四

    魯迅似乎從未提到龔自珍。首先，照理說，魯迅和龔自珍有許多相通的地方，為什么魯迅對他沒有只字涉及呢？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章太炎曾斥龔自珍“欲以前漢經術，助其文采，不素習繩墨，故所論支離自陷，乃往往如譫語”。這種指責是極不公允的，只能視為經學今古文之爭的門戶之見。我不能斷定在對龔自珍的評價上，魯迅是否受到了章太炎的影響？我希望有學力的研究者作出深入的探討……章太炎曾在《訄書》中說：“瘢夷者惡燧鏡，傴曲者惡綆繩”，便是對于社會上反對揭示真相的諷刺文學的有力駁斥。可以看出魯迅曾吸取了章太炎那種犀利的諷刺筆法。其次，章太炎對魏晉時代文學作了再估價，恢復了它在學術史上的應有地位。在這一點上，魯迅也很可能受到他的影響。魯迅曾校《嵇康集》，寫過《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他喜愛阮籍、嵇康等人的文章，一掃前人奉儒家為正宗、對玄學家和清談家所采取的不屑一顧的成見，而肯定阮嵇等人非湯武、薄周孔的反禮教的積極一面。他在涉及古代文論時，每每征引陸機、劉勰之說，并以新見解加以引申，不僅殫其底蘊，且發揚光大，使之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例如，他對《文賦》中的“榛楛弗剪”這一論點的闡發就是明顯的例子。……

摘自一九八一年所寫《關于魯迅研究的若干設想》    

五

    魯迅說章太炎在革命史上的業績比學術史上的要大，魯迅和太炎在思想傾向上是很不同的。但是，如果不把學術上的承傳當作簡單的模仿或因襲，而視為潛移默化的汲取，那么，我認為魯迅對國學的某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太炎的影響的；不論這影響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

    蔡元培稱魯迅曾受清代學者的濡染，認為他雜集會稽故郡雜書，校《嵇康集》，輯謝承《后漢書》、古小說、唐宋傳奇，編漢碑帖、六朝墓志目錄、六朝造像目錄等，全用清儒家法。魯迅自稱，他在寫作上先受嚴復后受太炎影響。我認為，魯迅受太炎的影響，除早期文言文喜用古字和成為魯迅文章特色的犀利筆法外，還有其他一些方面，現簡述如下。

    章太炎繼顧炎武、錢大昕、朱彝尊的余緒，破千年來的偏見，對魏晉南北朝學術思想，作出再認識、再評價。他的《五朝學》可以說是一篇為魏晉玄學所作的有力辯詞。這篇文章以漢末與魏晉作對照，批駁后世所謂魏晉俗弊之說，用史實證明漢末淫僻之風遠過魏晉。《五朝學》說：“經莫穹乎禮樂，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術，形莫急乎藥石。五朝名士皆綜之，其言循虛，其藝控實，故可貴也。”這是對于魏晉玄學的很高評價，發前人所未發。魯迅早年校《嵇康集》，寫小說《孤獨者》魏連殳采用阮籍居喪故事，這些事本身就說明了他對魏晉玄學的態度。后來他撰《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就更說明了他對那個時代的學術思想的重視。這篇文章的著眼點與《五朝學》不同，但從學術淵源來看，仍可發現兩者之間的某種關聯。最為突出的是這兩篇文章都提出了玄學和禮教的關系問題。應該說這一儒玄可通的觀點濫觴于《五朝學》。按照以前的說法，兩者是很難調和的。如王何解儒經就曾被儒家極端派斥為“罪深于桀紂”。太炎據史論玄學興起之原因，認為當時倘徒陳禮教，不易以玄遠，則不足以戒奢懲貪。這是史有明證的。可是后人不見漢末風氣已壞至唐則尤甚這一事實，獨斥魏晉，以致責盈于前，網疏于后，是極不公正的。《五朝學》稱：“五朝有玄學，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故驕淫息乎上，躁進弭乎下。”這也是說魏晉玄學實可糾漢末風氣之弊。太炎指責魏晉的，乃是自魏文定九品官人法以來所形成的士庶區別門閥制度，故他批評顧炎武所謂魏晉矜流品為善的說法為“粗識過差”。這些看法都與魯迅相契合。

摘自一九九二年所寫《魯迅與太炎》    

六

    太炎對秦代及其學術思想的評議，也與魯迅有某種契合。太炎撰《秦獻記》、《秦政記》，為秦代申辯，稱賈生過秦為“短識”。他認為秦皇微點，獨在起阿房，以童男女三千資徐福渡海求仙諸事，而“其他無過”。太炎文錄有《與王鶴亭書》，其中說：“經術之用，不如法吏明矣。”魯迅對秦代及其文化沒有像太炎上述這樣肯定的評價，不過，他在早年所寫的《文化偏至論》等文言文中，對“平等自由之念，社會民主之思”的指責，與太炎的兩記頗有相通處。《秦政記》稱：“古生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兩記并以此為主導思想去評騭秦代文化。魯迅在《華德焚書異同論》中，為始皇叫屈，說他與攻陷亞歷山德府的阿拉伯人、希特勒之流不可作同日語。認為后者也做不出始皇所做的書同文、車同軌的大業。秦代無文，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為李斯獨立一篇，稱他尚有華辭，而在劃一文字上則有殊勛。其第七篇合賈誼和晁錯為一章，強調賈誼的法家色彩（司馬遷是以屈原賈生合傳的）。而文中稱賈不如晁“深識”、“沉實”，則似乎多少受到太炎所謂“短識”的影響。魯迅曾明言，自己有莊周的“隨便”與韓非的“峻急”。他說“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使人氣悶的沉重”。我認為從以上所揭示的一些資料，可以進一步發掘魯迅與太炎在學術思想上的關系。

摘自二零零六年出版的《人物·書話·紀事》     

七

    從《二心集》開始，魯迅虔誠地接受了被他認作是黨的理論家如瞿秋白、馮雪峰等的影響。這一時期，他的不少文字帶有特定意義上的這種遵命文學色彩。例如，他對“第三種人”的批判、對文藝自由的論爭、對階級性的分析，以及對大眾語和漢字拉丁化的意見等等，都留下了這樣的痕跡。

    現試舉另一例。早期，魯迅在一九零七年寫的《文化偏至論》中說“布魯多既殺該撒，昭告市人，其詞秩然有條，名分大義，炳如觀火；而眾之受感，乃不如安東尼指血衣之數言。于是方群推為愛國之偉人，忽見逐于城外。夫譽之者眾數也，逐之者又眾數也，一瞬息中，變易反復，其無特操不俟言；即觀現象，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這分明是排眾數的主張。但是，他在一九三四年寫的《又是“莎士比亞”》和《“以眼還眼”》，對杜衡援引莎劇《裘力斯·凱撒》所描寫的這同一歷史事件，卻作了完全不同的評價：“我就疑心羅馬恐怕也曾有過有理性，有明確的利害觀念，感情并不被幾個煽動家所控制所操縱的群眾，但是被驅散，被壓制，被殺戮了。莎士比亞似乎沒有調查，或者沒有想到，但也許是故意抹殺的……”布魯特斯（布魯多）不僅在文藝復興時代，而且也在啟蒙運動時代，都被當做推翻專制暴君的英雄加以歌頌。魯迅在早期也是持這種觀點，可是后來他不再提了。上面那些為群眾辯護的話，顯然是牽強的。它使人感覺到魯迅擔心如果不作一些肯定的評價，會使人喪失對群眾的信心，其實這是多余的。在羅馬以后十幾個世紀，俄國思想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曾這樣說到專制時代的俄羅斯：“可憐的民族，奴隸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隸。”列寧評論這段話說：“公開的和暗藏的俄羅斯奴隸是不喜歡回憶這些話的。然而我們卻認為這是本著對祖國真正熱愛所說的話，是因感慨大俄羅斯民眾中間缺少革命性而吐露的愛國熱情的話。”就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并不主張一定要諱言群眾的落后性，或者甚而把群眾加以理想化的。

    在這幾年中，縱使從魯迅身上也可以看出當時的某些思想傾向的影響。早年，他經常提到的個性、人道、人的覺醒……在他的文字中消失了。直到他逝世前，才開始超脫左的思潮，顯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來的那種局限性，表現了精神上新的升華。他最后發表的那些文章：《我的第一個師父》、《女吊》、《死》、《凱綏·可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等，寫得既沉郁又雋永。

摘自一九八八年所寫《魯迅思想的曲折歷程》    

八

    魯迅晚年答徐懋庸曾用了一個不大被人注意的用語“破落戶飄零子弟”。這一說法很值得玩味，可惜他未深論，只是舉出幾個特點，如喜歡嘰嘰喳喳搬弄是非等等。后來我讀杜亞泉論游民與游民文化的文章，杜指出過剩的勞動階級與過剩的知識階級結合在一起，就產生了游民文化。這種文化以尚游俠、喜豪放、不受約束、不計生計、嫉惡官吏、仇恨富豪為其特點。又說這種人有兩面性：一面夸大驕慢，凡事皆出于武斷，喜壓制，好自矜貴，視當世人皆賤，若不屑與之齒者；另一面則是輕優浮躁，凡事皆傾向于過激，喜破壞，常懷憤恨，視當世人皆惡，幾無一不可殺者。我覺得這些話頗可用來作為“破落戶飄零子弟”的注釋。

摘自一九九四年所寫《“破落戶飄零子弟”》     

九

    ……我一直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倘不是在非常時期，知識分子畢竟應在知識領域中發揮作用，而不應拋棄自己的本來職責。記得少年時讀到魯迅在抗戰前夕所寫的一篇文章，他說他所能做的仍是運用手中那支筆，這筆是五分錢買來的，名字叫作“金不換”。這句話很能代表我今天的心情。我們只是想做一些我們認為有意義而別人沒有做的事。

摘自一九九四年所寫《學術集林》卷一《編后記》    

十

    長期以來，在學術思想領域里散播了過多的仇恨，這還不僅僅是“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之類所產生的政治影響，在學術領域里也存在著問題。魯迅是我從青少年時代一直膜頂崇拜的作家，讀他那些冷靜表殼下抑制不住地迸發出來的激情文字，使我至今仍感到靈魂上的震撼。但魯迅也不是超凡入圣的神明，他也有他的缺點和局限。他曾自稱身上存在著韓非的峻急和老莊的隨便。如果我們看不到他的寬闊胸懷，只把他在憤激時所說的意見，如稱吃魚肝油不是為了所愛的人而是為了所恨的人，又如說自己不惜從最壞方面去看人等等作為原則而突出出來，那就失之于一偏了。很遺憾，現在有些作者往往不去思考這類問題，批評爭論對手時以罵得刻骨鏤心、淋漓盡致為快。我覺得我們還缺少一些寬容精神。前人有兩句話很值得我們注意，這就是“和而不同”和“群而不黨”。這種精神也許可以消除一些拉幫結派黨同伐異的無原則糾紛。

摘自一九九四年所寫《和而不同 群而不黨》    

十一

    從本世紀初以來，莎士比亞在中國并沒有獲得好運。“五四”新文化陣營中有不少人是以弘揚文藝復興精神自命的，可是他們對于西方文藝復興的這位代表人物，卻顯得十分冷漠，對他尚不及對那些無論在才能或成就方面遠為遜色的作家的關注，僅僅因為這些作家屬于弱小民族的緣故。我們只知道胡適曾鼓勵別人翻譯莎劇，但很少人知道他早年是貶責莎士比亞的。……魯迅雖然沒有貶莎論調，但莎士比亞并不是他所喜愛的西方作家。他沒有寫過專門談論莎士比亞的文章，當論戰的對手提到莎士比亞的時候，他才涉及他，說《裘力斯·凱撒》并沒有正確地反映羅馬群眾的面貌。“五四”時期的一些代表人物不喜歡莎劇，雖然各有各的理由，但主要原因除了具有功利色彩的藝術觀之外，也可能是由于已經習慣了近代的藝術表現方式，而對于四百多年前的古老藝術覺得有些格格不入。

摘自一九九七年所寫《“五四”時期不喜歡莎士比亞》    

十二

    年輕時讀魯迅《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評王魯彥的作品，有一段話說：“秋天的雨，‘無心’的人，和人間社會是不會有情愫的。要說冷靜，這才真是冷靜，這才能和‘托爾斯小’的無抵抗主義一同抹殺‘牛克斯’的斗爭說，和‘達我文’的進化論一并嘲弄‘克魯屁特金’的互助論。對專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以詼諧之筆出之的，但也因為太冷靜了，就又往往化為冷話，失掉了人間的詼諧。”

    初讀魯迅這段話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事隔多年，才忽有所悟。所謂“對專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這是指一種“太冷靜”、“沒有心的參與”（即文中說的“無心的人”）的詼諧。在這種詼諧（或今天所謂的調侃）下，什么理想、崇高、道德、真善美……統統滾他媽的蛋！這個世界上再沒有什么值得尊重的東西，讓每個人身上都抹上一點屎吧。魯迅那些話就是對這種極端虛無態度的批評。可是為什么托爾斯泰成了托爾斯小，馬克思成了牛克斯，達爾文成了達我文，克魯泡特金成了克魯屁特金呢？日前楊揚來訪，他正在編王魯彥文集。我問他王魯彥是否曾說過“托爾斯小”一類的話。他回答說，記憶中無此印象。我請他回去幫忙查查看。不久，他打電話來說，在王魯彥一篇小說《袖子》里果然查到了。這篇小說是寫作者和他的友人Ｔ君在街上去看殺頭，在慌忙中，Ｔ君撞倒一個行人。作者就這件事說：“撞倒一兩個人有什么要緊呢？況且人家的頭要被割掉，你們跌一跌又算什么？托爾斯小先生說過：‘自由之代價，血與淚也。’那么我們為要得到在這許多人馬中行走的自由，只好請你們出一點血與淚的代價了。”從這段話來看作者的態度很明顯，正是魯迅說的那種“對專制不平，但又對自由冷笑”。王魯彥把幾個偉大人物的名字更改了，其意若謂：你們不是說托爾斯泰偉大嗎？我偏說他“小”，所以叫他托爾斯小。其他可以此類推，達我文者，“我”乃“爾”（你）之反，一字之易，使得達爾文心里根本沒有了“你”，只剩下一個“我”字。而“牛克斯”乃對馬克思之蔑稱，“什么馬克思牛克斯”在當時早成為某些人的口頭禪。至于“克魯屁特金”則更是露骨的詈罵了。

摘自一九九八年所寫《托爾斯小之類》    

十三

    如何看待魯迅在思想上是反專制的，為什么在章太炎影響下接受秦始皇？我的意見是，應當把章太炎的思想當作當時的一種思潮來看。章太炎雖然肯定秦始皇，但他也是反對專制主義的。直到民國后他還以大勛章為扇墜，跑到總統府去詬罵袁世凱稱帝。這事曾使魯迅感動。在此之前，章發表過不少反專制的文章，我曾在文章中提到《訄書》的反專制統治之文，這些文章令人展卷方誦，血脈已張。但是他為什么又去贊揚秦始皇呢？這種矛盾看來似乎是思想的任意傾斜，其實是有時代背景的。自清末，神州大地經三千年未有的奇劫巨變，到了生死存亡關頭，救亡圖存是這幾代人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中國要御侮，要富強，首在精誠團結，克服所謂“一盤散沙”現象。柳詒徵在《學衡》上撰文稱：“愛國合群之名，洋溢人口，誠實者未嘗不為所動。”即是指此。章太炎早年曾撰《明獨》，闡明大獨與大群的關系。他說：“夫大獨必群，不群非獨也。”這里說的大獨似乎個人獨立。而大群則近乎今天所說的集體主義精神。可見在那時個體與群體是不矛盾的。“五四”前，盧梭思想已介紹到中土，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對當時的改革思想、革命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章太炎所謂“大群”，正是盧梭包括全民在內的集體，他像盧梭反對“眾意”而主張“公意”，從而反對小團體、小宗派一樣，他也反對親緣宗族的所謂“小群”。這不僅是章太炎一個人的思想，康有為破九界倡大同說，譚嗣同申言“無對待”等等，莫不如此。孫中山也有同樣主張，他曾說：“中國人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后來毛澤東也認為族權宗祠以至家長的家族條規是束縛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大繩索之一。所以我以為這是當時的時代思潮，而它的產生是有具體歷史背景的。過去我不理解“五四”時期為什么要主張非孝而反對家庭，我感到奇怪，“五四”時期主張非孝的人如胡適、魯迅在行為上卻是信守孝道的。中國舊社會的家庭，也并不都像“五四”時代所描寫的那么黑暗可怕。那時只有梁漱溟對中國的家庭比較肯定，這幾乎是唯一的例外。我覺得他所作出的好壞兩方面分析，倒是實事求是的。近來我讀了一些材料，再考慮這個問題感到可以理解了。用上面所援引的章太炎的說法，這個問題似乎不難解決。這就是他說的“大獨必須大群，無大群即無大獨”。這句話是直接指引到集體主義的。因為照章太炎來看，要實現大群，首先必須大獨。所謂大獨，即是從小團體、小宗派中解放出來，破除親緣宗法的一切羈絆（當時所說的封建，并非指西方的封建概念，乃是指我們的宗法制度、宗法社會）。這恐怕是“五四”時期把非孝和反對家庭作為反封建的一個主要原因。至于為什么魯迅既反專制，又贊成秦始皇的問題，我想，這是由于秦始皇在六國紛爭后，終于完成了全國統一的大業。這在當時看來，對中國是最為重要的。魯迅就曾對秦推行的書同文、車同軌，表示了贊許。我曾經用歷史走錯了房間來解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一些倡導自由平等的人，往往會從他們以幻想絕對的集體主義為終極目標的主張中，導致專制主義。這是他們想不到并違反初衷的。

摘自一九九九年所寫《對于“五四”的再認識答客問》    

十四

    “五四”在中國思想史上曾發生重大作用，可是后來卻成了歷史的諷刺，個性消亡了，變成了為政治服務的工具，變成了螺絲釘，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蕩然無存了。許多人是到了三十年代左傾化之后，才放棄個性解放精神的。像魯迅這樣伸張個性的思想家，也是在那時候說自己屬于遵命文學的。魯迅的思想有曲折的發展過程。他自己也說過是由進化論到階級論。大革命時，他受到血的教訓變成階級論者以后，他的思想左傾了，說自己是遵命文學。誠然，他并不是遵奉統治者、權勢者、壓迫者的命令，和那些奴顏媚骨的投機家有著根本區別，顯示了一貫的正直與骨氣。但這并不能使他不犯錯誤，因為一旦跨入遵命文學，就難免會使自己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蒙受傷害。三十年代，他參與批評文藝自由與第三種人運動，是受到極左路線的影響。當時第三國際提出了反對中間派的口號，中國共產黨在左傾路線的影響下，同樣把中間派作為主要打擊對象，認為中間派比反動派對革命的危害還要大。文藝界也傷害了一些不應傷害的文學家（比如施蟄存當時就被當作第三種人，魏金枝也被當作第三種人的同情者而遭批判）。如果魯迅當時不是依靠政治信念，而是以自己的獨立思想來明辨是非、分清曲直，他也許不會造成這種失誤。此外，同樣由于政治傾向，魯迅在答托洛斯基派陳某的信中，也作了錯誤的判斷，懷疑他拿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金錢。托派也是極左的派別，我并不贊賞。魯迅所指摘的那個人，在信發表六七年后，因抗日被捕并在日本特務機關被害。但魯迅到了晚年，也逐漸領悟這種遵命文學是有弊端的。這一點，從他在不少書信中對于那些被他稱為“元帥”的文藝界黨的領導的抱怨與微詞，以及聲稱要按自以為然的道理去做……這些情況來看，是有跡可尋的。他給蕭軍信中勸他不要參加組織，認為“在外邊”還可以做些工作，恐怕也是同樣心情的流露。

摘自一九九九年所寫《對于“五四”的再認識答客問》    

十五

    我喜歡《文心雕龍》跟魯迅對劉勰這部書的推崇是有關系的，魯迅書中有五處論述到《文心雕龍》，都是極其精辟的。比如，《文心雕龍·辨騷篇》有“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四語，魯迅說劉勰在這里所要闡述的是那些《離騷》的模仿者，“皆著意外形，不涉內質，孤偉自死，社會依然，四語之中，含深哀焉”。魯迅用短短數語就道出了其中的涵義。他說劉勰這四句話，隱寓著悲哀：那些模仿者沒有一個人看出屈原的深刻思想。他們不知屈原的成就不僅在文學上顯示出華彩，而且更重要的是對社會所發出的正義呼號。我原來是讀過《文心雕龍》的，當時就看不出這里面有這么沉痛的意思。讀了魯迅的簡短評語后，再讀《文心雕龍》就有深層體會了。此外，《文心雕龍》另一篇文章《程器篇》中說“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已焉”。魯迅對此評價說“東方惡習，盡此數言”。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對中國文化有極其精深的見識。現在為什么不在這領域進行很好的開拓呢？

    從歷史評價方面來說，魯迅不能免掉“五四”時代文化的局限。“五四”文化思想對我們的好處很多，但也有它的局限，哪個時代沒有它的局限？沒有局限的社會不是真實的社會，沒有局限的人不是一個真實的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多好的方面，需要繼承，但不能因為有好的方面就全部接受，要有鑒別；同樣也不能因為有壞的地方就一概否定。“五四”時代往往做不到這一點。但國外就不是這樣。比如柏拉圖曾贊成奴隸制。但柏拉圖在思想文化領域有很多真知灼見，對于西方文明具有深刻影響，我們接受他的思想文化遺產時不去接受不好的方面就可以了。難道可以說我們贊成柏拉圖就是贊成奴隸制嗎？外國人就沒有由此喊出“打倒柏家店”的口號。我們對待孔子也應該這樣。

    現在魯迅研究中重復的東西太多了，沒有新意，思想狹隘。魯迅的領域大得很，不要只抓住一些問題談，要擴大研究視野，開拓出去，這樣魯迅研究才能有更廣的發展前途。

摘自二零零四年所寫《清園談話錄》    

十六

    龔自珍論孔子觀人提及“怪虎豹”的話，使我想起魯迅也有類似的看法。一九三六年，魯迅去世前不久，《作家》上刊出了他的一篇《半夏小集》，后來收入《且介亭雜文末編》。這篇文章包括幾則各自獨立的短文，其中有一則談到，莊子認為他死后身體可以隨便處置：“在上為鳥鳶食，在下為螻蟻食”，結果都一樣。但是魯迅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說：“假使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愿喂獅虎鷹隼，卻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吃。養肥了獅虎鷹隼，它們在天空、巖角、大漠、叢莽是偉美的壯觀，捕來放在動物園里，打死制成標本，也令人看了神往，消去鄙吝的心。但養一群癩皮狗，只會亂鉆、亂叫，可多么討厭！”

    當時我看不懂這段話的意思是什么。我記得魯迅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說過，他的身上背負著兩個古老的鬼魂，一個是韓非的峻急，一個是莊周的隨便。《半夏小集》所引用的莊子的話就是一種隨便的態度。由此推想，魯迅這則短文大概是要表明擺脫早年背在他身上的莊周的鬼混罷。但這樣解釋，畢竟未明根本。直到最近在寫《談四代篇》時，才忽然想到魯迅贊美“在天空、巖角、大漠、叢莽”出現的獅虎鷹隼，豈不正像龔自珍贊美高山叢林中的“怪虎豹”？魯迅憎惡“只會亂鉆、亂叫的癩皮狗”，豈不正像龔自珍憎惡那批“庸俗、卑吝、猥瑣的侏儒”？這種胸襟、這種思想，不也同樣表明，在一個風雨飄搖動蕩不安的時代，對于一種堅強的性格、充沛的精力、巨大的氣魄的期待或向往？魯迅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正是日寇蠢蠢欲動、國家面臨存亡之秋，他的憂思摻和著時代的聲音、社會的呼喊，凝聚成一片。這段話是懷著沉重的心情寫下來的。

摘自二零零四年所寫《清園談話錄》
 　相關推薦：

　　高考語文知識點匯總

最新高考資訊、高考政策、考前準備、志愿填報、錄取分數線等

高考時間線的全部重要節點

盡在"高考網"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