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先生的《品人錄》一書，我感到他雖然對項羽、劉邦、韓信等人的定性褒貶，大體上合乎情理，但對曹操、武則天等人的定性評價則不太合乎實際。該書把他們的人性、人格、道德、品質的惡劣表現看得無足輕重，不屑多談，乃至把他（她）們歸結為“最優秀最杰出”的英雄豪杰。當然值得肯定的是易中天先生行文優美，語言活潑，加上聯想豐富，人物形象寫得生動有趣，活靈活現。

    武則天、曹操除了給后人留下一些沉重的故事（還給學者教授留下一些研究資料），似乎并沒有留下太多有價值的東西。即使拿他們的某些“有趣”、“可愛”乃至有本事有手段的亮點，同他們的殘忍暴戾、奸險狡詐、冷酷無情、作惡多端、濫殺無辜、草菅人命比起來，也變得黯淡無光微不足道了，哪里配稱得上是“最優秀最杰出最有魅力的人物”呢?!果說有本事有手段，甚至不擇手段卑鄙無恥地達到目的，弄到權力，便是優秀杰出的人物，那么希特勒算不算一個呢？?（他肯定有點本事，并且手段高明，幾乎占領整個歐洲大陸）。曾經侵略大半個中國制造南京大屠殺血案的東條英機算不算一個呢?中國歷史上（外國也不例外）出現過一些壞人，我們雖然無法選擇，但我們有權對這些人作出評判，并希望以他們的品行作為教訓引起后人警惕，讓后人多想己錯己過，多行仁善，少留惡跡。如果武則天一類的人都變成了最優秀最杰出的人物，人類還有什么希望呢?如果人們都向這類人物頂禮膜拜，學習本領，大地豈不要變得腥風血雨黑夜沉沉了嗎?

    易中天教授說：“如果曹操為人忠厚老實，武則天也心慈手軟，他們確實不會留下罵名，但他們的前途卻渺茫，他們的事業不會成功。他們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未必會有什么保障。曹操也許會在那亂世死于非命。武則天則只能在感業寺里了此一生。這難道就不是悲劇嗎?……在此以前，我們總是習慣于把王朝的興衰、事業的成敗、歷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對錯都歸結為個人的原因，歸結為某個領袖人物或主導人物個人品質的優劣好壞。與此同時，歷史人物也都被按照一種簡單的善惡二元論，被分成好人和壞人、君子和小人，分成仁君和暴君、明君和昏君，或者忠臣和奸臣、清官和貪官，以及好漢和壞蛋、英雄和流氓等等，于是歷史人物無一例外地都被臉譜化了，中國歷史變成了一個大戲臺。”

    這段話，經不起推敲。易先生的這段話，完全是從自私和功利出發的。如果曹操不起事稱雄，逐鹿中原，是不是個人前途就渺茫，甚至連身家性命都難保呢?我看未必。東漢末年，“茍全性命于亂世”的人很多（諸葛亮就是最早安于此道的人）。假若曹操當年加入這個行列，至少是“曾被屠城徐州造成十萬生靈死亡的那些無辜者”的大幸，是崔琰、孔融、邊讓、趙彥、楊修、袁忠、許悠、荀彧……免遭屠戮的大幸，是祭酒師勖、醫生華佗以及一些被他所謂在夢中殺死的一些下人的大幸。玩政治也不能不講道德，道德法庭是永遠存在的。這樣一個“沒有他不敢殺和殺不了的”殺人狂，這樣一個拿別人生命當兒戲的軍閥武夫（曹操能寫詩，朱元璋也會寫詩呢），這樣一個盜墓劫財、逼宮殺后，“平生奸偽，死見真性”的小人，如果不是時勢造化選擇了他，華夏的歷史難道還會真有什么缺失和遺憾嗎?

    易中天教授輕視把歷史人物臉譜化。然而，他不知道，中國民間戲曲藝術千百年來臉譜化某些歷史人物，卻有著深刻的邏輯和準確的評價。前些年，報紙上有一篇文章談到曹操的大白臉，分析深刻。文章說：“像曹操這樣的人，用什么顏色勾畫他的臉譜，才足以相稱呢?實在太難了。無論什么色彩什么圖案加在他的臉上，都覺得太淺近，太單薄，不能顯其靈魂于萬一，只有一張白臉，才顯得奧妙無窮。這白不是淑女的凝脂白，不是秀士的儒雅白，不是厲鬼的凄怨白，按照民間傳說，這是‘魚肚白’，魚肚白!他是冷血動物，沒有人的血性。由他的冷血面孔，讓人時時想到死亡。只有這樣，才是徹底的曹操。”

    武則天所犯下的違反人性的罪惡，更是令人齒寒了。假若這個小女人不去爭寵帝王處心積慮往上爬，在感業寺里了此一生，即使是她個人的一個小小悲劇，我想也比她后來呼風喚雨、陰謀使壞、心狠手毒、殘殺親人、栽贓陷害、酷刑逼供、血染皇冠……釀成許多人（包括被她殺死的兩個親兒子）的大悲劇要好得多。武則天雖在確立科舉制度、提高庶族地位方面有所作為，但其人生目的無非就是弄權。（像武則天一樣在感業寺里了此一生的小尼姑還多哩，如果后宮的三千粉黛個個都像武則天一樣不甘寂寞、呼風喚雨、使壞弄權，豈不烏煙瘴氣、天下大亂了嗎?）武則天是只顧改變自己命運而不顧別人命運的。她奪取帝位只是為了滿足權欲，享受男色，滿足一己的心理欲望和物質欲望。武則天一生謀殺了九十多人，其中包括她的親人二十三人，李治家族的三十四人。權力就真的那么可愛嗎?武則天縱橫捭闔謀政弄權幾十年，到頭來，她的內心是空虛戰栗、不得安寧的。武則天臨死時的心理，我想可能非常復雜。孔子說，人之將死，其言亦善；鳥之將死，其鳴亦哀。武則天深知自己一生為了爭權奪利，使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惡毒手段，殘害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其罪是不可原諒的；她也深知駱賓王所寫的有關她的種種事實，確實也是罪不可赦的。她贊美駱賓王的文采不是有什么雅量，而是出于無奈（就像曹操贊美陳琳一樣）。如果說武則天還有一點可取、可愛和誠實的話，那就是她決定死后立一塊無字碑。這個老女人算得上是個聰明人。是呀，假若立一塊有字碑，寫什么呢?歌功頌德嗎?她問心有愧；寫她的殘酷劣跡嗎?她又不愿意。她自知做的壞事太多，死后立碑，肯定有人要揭她的老底。她死了，沒有人怕她了，因此，趁她還有一口氣，再下一道最后的圣旨：立無字碑。她想到的最好的辦法就是什么也不說，大家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糾纏已經過去的事情，給歷史留下一筆糊涂賬。武則天臨死的懺悔，沒有什么可圈可點的地方。她若是個有神論者，想通過最后的懺悔不下地獄，恐怕也是不行的。我認為她的懺悔的現實意義，倒在于“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今天還有人對這些故事不加批判地津津樂道，我覺得很殘忍。

    唐代貞觀之治后的社會算得上安定和諧，政治局面也算得上并無大虞。武則天心懷叵測，大開殺戒，弄得朝野上下雞犬不寧，有什么益處和作用呢?她的所作所為除了毒化社會風氣、敗壞人倫親情，還給國人造成極大的心理傷害。把武則天的陰險自私爭權奪利說成是“偉大的革命”和“歷史創舉”（易中天語）是荒唐可笑的（這與捍衛女權扯不上邊。更不是什么男人能當皇帝女人也能當皇帝的問題）。武則天留給后人和歷史的只能是她人性惡的大爆發，是她不良品格的大展露，是她野心勃勃的一次瘋狂的大表演!

    人性的善惡，在權力榮譽和金錢美色上最能集中體現，無論男女都一樣。金錢美色，能滿足人的物質欲望，讓人得到享受；權力榮譽，能滿足人的心理欲望，讓人得到快感。但，不同的人品、不同的價值取向，對金錢美色權力榮譽也有不同的選擇。古今中外有無數這類先例。當人的善的天性啟動，人可以用正當的平和的手段，在不損害或較少損害別人利益的情況下去實現目的（倘若不能實現，他可以放棄）；當人的惡的天性啟動驅使時，人便不擇手段、陰險狡詐、野蠻殘忍，不惜損害別人利益，乃至傷害別人性命達到自己的目的（倘若不能實現，他們還可能要困獸猶斗作垂死的掙扎）。還有一種修養極高品德完美的人，即使面對權力榮譽金錢美色，他們也會無動于衷，心靜如水。諸葛亮與曹操、長孫皇后與武則天，可算作兩組人性優劣的鮮明對比。諸葛亮“不求聞達于諸侯”“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曹操則胸懷“大志”，腹藏奸宄，“寧可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長孫皇后道德高尚、賢淑溫良，常勸太宗多納忠諫，少聽讒言，近賢臣、遠小人，終致讓他明白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道理（如果沒有長孫皇后，敢于庭爭的魏征，有十個腦袋，恐怕也被李世民砍掉了）。武則天呢，覬覦權力，嗜血貪婪，可能早年即與李治私通，獵他為囊中之物，然后一步步靠近權力中心，爬上金字塔頂尖。李治即使不如乃父精明強干，武則天當了皇帝后又干出了多少輝煌的業績呢?后太宗時代的謀臣良將眾多，即使輔助一個懦弱平庸的高宗，無為而治，我想亦要比武則天一心奪權、亂政禍國幾十年好得多。諸葛亮的英明偉大正直無私、長孫皇后的溫柔敦厚明理通達已成千古佳話；曹操的狡黠奸詐兇險多疑、武則天的狠毒殘忍冷酷獸性必留萬載罵名。回顧歷史，到底誰優秀?誰杰出?誰魅力猶存?誰光彩照人呢?

    易中天先生把人性的“善”、“惡”二元化歸結為“簡單”二字，是一種膚淺的見解。他在征引黃仁宇先生《萬歷十五年》一書中的“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到山窮水盡，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一段文字后說：“正因為制度本身出了問題，所以皇帝是勵精圖治還是茍安耽樂，輔臣是獨裁攬權還是妥協調和，文官是廉潔奉公還是貪污舞弊，武將是富于創造還是習于茍安，思想家是極端進步還是絕對保守，都無關緊要而且沒有意義。”

    制度問題確實是個關鍵和核心問題。不僅封建專制制度，任何專制獨裁的制度都是邪惡的。但中國綿延幾千年的專制王朝呈馬鞍形的起伏不定，統治時間有長有短，執政期間有猛有寬，有時殘暴恐怖，有時相對開明，有時動蕩不安，有時相對穩定，不能說與統治者的個人品德和統治集團的群體素質沒有關系。一個王朝的統治者如果是明君、仁君、賢臣、清官，即使是到了行將沒落的晚期也可能茍延殘喘，拖延一段時間；一個王朝如果它的統治者是暴君、昏君、貪官、孽臣，即使處于初期，這個王朝也會土崩瓦解，徹底完蛋。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可謂勢頭正旺，但暴虐無道，民不聊生，僅僅維持十幾年，到秦二世便消亡了。王莽新政、隋煬帝統治等等都是短命的先例。怎么能說帝王將相，特別是帝王的個人品德、人格、作風、個性，對治國安民“無關緊要沒有意義”呢?胡適先生在五四時期提出好人政府，主張賢良治國，也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出于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邏輯。現代的憲政議會民主制度比專制獨裁制度要優勝百倍千倍。然而即使是在先進的制度下，好人、壞人以及賢良、奸小，照樣也會發生不同的作用的，或推動歷史前進，或拉著歷史倒退。好在民主的制度能夠制約壞人、奸小，使他們較少機會得逞。制度是人創造的。制度的目的也是揚人之善，懲人之惡。丘吉爾說民主制度也有缺點，就是他看到了人性惡的一面。就是在自詡為最民主的美國也會有“水門事件”、“克林頓丑聞”出現。民主制度提供一個平臺，一種手段，一個機會，讓法律和道德展示力量。法律是對形體的懲罰，道德是對心靈的懲罰。法律的力量讓尼克松在彈劾中下臺，道德的力量讓克林頓懺悔一生。一介草民一個小老百姓的人格、品德、個性、作風出了問題，也許無傷大雅；一個領袖人物的人格、品德、作風、個性出了問題，便會關系到國計民生了。特別是在權力不受任何監督制約的情況下，這種壞品德一旦惡性發作，舉國上下就會墮入深淵。人們希望像胡適先生所說的“好人”掌權，免得他們遭受更大的災難與不幸。但這里要再重復一句：即使在民主的制度下，我們也要選舉德高望重、人格完美的領導者，而要防止覬覦權力、善于偽裝的奸佞小人。這絕不是無關緊要沒有意義的！世上沒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但大體區別一下還是有可能，甚至也有必要的。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一些個人品質很壞的政治人物。當我們在回顧這個民族的巨大傷痛時，我們千萬不要護短，也千萬不要怕家丑外揚，只有暴露了痛疽，才能夠得到療救。如果說像武則天那樣權欲熏心的野心家陰謀家都是“高瞻遠矚深謀遠慮的高明的政治家”（易中天語），那么，中國的許多歷史都要改寫的。易中天還有一個悖論：充當鷹犬的來俊臣是個大壞蛋，而指使、慫恿、重用來俊臣的武則天反倒是個大好人、一個杰出的優秀人物，豈非一件怪事嗎？如果學者們這樣去寫歷史，去寫歷史人物，中國也許是世界上最干凈的一個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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